爱管闲事的王闿运

读王闿运(字壬秋,湖南湘潭人,清末经学家)的《湘绮楼日记》,发现他不仅是个爱管闲事的人,而且有些事情管过了头,让人讨嫌。

同治十年(1871)秋天,王闿运离京回湘,于九月初二在苏北遇到曾国藩。此后近20天时间里,两人不仅有过多次深谈,而且王闿运一见面就做曾国藩的工作,希望他与左宗棠和好,但遭到婉拒。

王闿运碰了软钉子,仍不死心,初十晚上又去劝曾国藩,恳切希望他放下身段,主动与左宗棠搞好关系。还说自己为左宗棠说话,其实是为曾国藩着想:曾的名望地位远高于左,再跟左较劲有什么意思?大人应有大量,不记小人过,这才对。

对于王闿运廉价送过来的高帽子,曾国藩还是没领情,王闿运于是在当天日记中不无遗憾地写道:“夜过涤丈,谈修好左季丈事,涤有恨于季,重视季也。季名望远不及涤,唯当优容之。故余为季言甚力,正所以为涤也。”

王闿运反复劝曾国藩做自己不愿做的事,人家心里当然不高兴,但曾国藩修养好,嘴上没说,算是给了王闿运面子。

回到湖南不久,王闿运又剃头挑子一头热,擅自插手郭嵩焘与钱氏的婚姻,这就弄得郭老爷子十分不高兴。同治十一年 (1872)七月初四,郭嵩焘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王壬秋行径诡异,忽然致徐仁山一书,径接钱氏来省。闻之骇异。”

此前在写给龙汝霖的信中,郭嵩焘甚至痛骂说:“和尚劝闲奇事,今不惟劝闲,又迎其妇居于庙中,奇之又奇也。”

钱氏当年从广东闹着回上海后,郭嵩焘便与她断了联系,与钱家人也无交往,这桩婚姻算是名存实亡。如今七八年过去了,王闿运却背着郭嵩焘瞎鼓捣,打算将钱氏接来长沙。他的出发点当然是希望郭、钱破镜重圆,但在郭嵩焘看来,这无疑是要看自己笑话了。

闲事管到这个分上,这个王闿运岂止出力不讨好,简直让人厌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