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有句话很出名， “晚清风流出侯官”。地处东南一隅的福建侯官县，在近代涌现出了不少知名人物，如林则徐、沈葆桢、萨镇冰、林觉民等，其中也包括严复。
1879年，严复从英国学成归国，正赶上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创建另一所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他便被调去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总教习（教务长），长达20年。
本来海军是严复的专业，而他融通中西学术，正好可施展抱负，但在该学堂任职期间，严复深感“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他这个总教习不过是徒有虚名，根本没有实权。
更不如人意的是，严复与上司李鸿章有明显的分歧。
官场黑暗，世态炎凉，严复黯然神伤。年近不惑的他只好去参加科考，想靠博取功名，改变自己人微言轻的现状。然而， 这位格林威治的高才生显然与八股文无缘，考了多次都名落孙山。直到宣统年间，朝廷才给成名后的严复赐进士出身，象征性地结束了他的尴尬。
正当严复感到郁闷时，甲午战争成为击垮他幻想的最后一记重拳。洋务派训练多年的北洋水师，在此战中全军覆没。甲午战争后，知识分子寻求新的救国之路，严复常年积累的思想终于爆发。
甲午战争后，直到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严复最主要的工作是创办《国闻报》，与南方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唱和，为维新变法宣传造势，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改造中国。
《国闻报》不仅模仿《泰晤士报》，汇编各国新闻，还刊载了严复本人的大量译着，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在赫胥黎《天演论》的译本中，严复根据自己对原文的理解，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句总结达尔文主义，阐明自然、社会、国家的演化规律，为闭关自守的封建士大夫与彷徨的国人敲响警钟。这句话成为当时最响亮的口号，鼓舞着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中国人奋起抗争。
翻译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法意》）时，严复想起当年与郭嵩焘游历欧洲，曾参加过法庭审判，感受法治社会的先进性，得出结论： “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并由此认定，只有合理的法律制度，才是保障社会秩序和国家强大的基础。书中的三权分立学说，也深刻影响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
严复在译书时擅长使用古雅文体，一方面也是为了招徕那些在封建迷梦中酣睡的士大夫，犹如在难以下咽的苦药上涂了一层糖衣，使得那些对西洋文化有所反感的人也能读下去。一时间，康德、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达尔文等西方名人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民权、平等、自由、进化论等新词，成了爱国志士的口头禅。
在官场沉寂20年的严复，至此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政论家与翻译家，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在此期间，严复提出了他的“三民主义”——开民智、兴民德、鼓民力。他将翻译工作的标准总结为着名的三条原则——“信达雅”。可以说，严复的译着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戊戌变法后，严复虽未遭到捕杀，但被打入“另册”，官场是混不下去了。1900年，庚子国难，京津一带大乱，严复为求自保而南下，离开了他任职长达20年的北洋水师学堂。
尽管此后几年，他在学部、币制局、海军部等新开的部门四处兼职，参与了清末立宪运动，但他也知道，朝廷所谓的 “预备立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并依旧厌恶与官员们的礼节往来。
1905年，孙中山与严复有过一次会面。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曾撰文承认，革命志士也受到严氏“物竞天择之理”的影响。孙中山与严复见面，自然要聊起关于中国前途的问题。
然而，此时的严复倾向于“教育救国论”，重视思想启蒙，而孙中山注重政治革命。于是，孙中山对严复说，等到河水清澈，人的寿命有几何？您是思想家，我是实干派。
辛亥之后的严复，成了很多人眼中的矛盾体。他名列“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似乎从引领时代潮流的启蒙学者转变为守旧派，一度被盛传为帝制“祸首”，遭到国人诟病。严复本人对这段经历也讳莫如深。
从严复的着作可知，他晚年依然坚持“主权在民”等西方思想，之所以趋于保守，陷入新法与旧制的矛盾心态，可能与他再次游历欧洲诸国有关。
辛亥革命前几年，严复出国游历，时隔30年重返欧洲。但这一次，严复发现，自己魂牵梦绕的“伊甸园”并非想象中那么美好，当时欧洲工潮此起彼伏，列强钩心斗角。
1914年，一战爆发后，严复身在中国，密切关注欧洲战事，甚至了解1917年发生在俄国的革命。 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列强“尚武爱国，各奋其私”的后果。他不得不重新评估西方国家的示范作用，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世界的价值。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复古守旧，但也有学者指出，其实不过是他“谋求沟通中西文化的再一次努力”。
晚年的严复并没有成为历史的旁观者，他坚守“教育救国论”，凭一己之力保住了北大。1912年5月4日，严复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
民国初年，百废待兴。财政部连工资都凑不齐。严复大为愤慨，向袁世凯和教育部据理力争，确保北大教职员工薪水全额发放，并利用个人关系向外国银行贷款七万元，作为北大的办学经费。
严复在北京大学的任期虽然只有5个月，但对这座学府的存续功不可没。尽管他晚年在政治上趋于保守，但这位维新派人物，并没有主张无条件地承继传统文化。
后来，陈独秀领衔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传播西方的民主、科学，对守旧派发起冲击。严复对此的态度是“听之任之”。更别说，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鲁迅等人，年少时都受过严复的影响，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也是在继承严复的未竟事业。
严复就是这样一位矛盾的人物，他是思想启蒙者，也是传统士大夫，他率先将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逻辑学等西方思想引进中国，后期却被当成了守旧派，还沉迷于占卜八卦之学。
他批判八股文，自己四度参加科举，不幸都没考上。他批评鸦片贸易，自己在北洋水师学堂当差时，为了解闷，却染上烟瘾。他大力提倡女子教育，自己却实践多妻制，反对婚姻自由。一战结束后，严复离开京津，回到家乡养病，就此告别政治生涯。1921年10月，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严复离开了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