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拒题字

元符三年(1100)五月,苏轼从海南儋州遇赦内调,九月过广州稍作停歇,当时在广州做官的谢民师,前往拜见并出示诗文请教。谢民师为家乡江西临江惠力寺请苏东坡题匾“法雨堂”,以慰思乡之情,不料,苏轼在随后不久的回信中竟予拒绝。

东坡书名满天下。不仅身后,其《黄州寒食诗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以他为首的“宋四家”被视为宋代“尚意”书风的倡导者。即便生前,他早已名重海内,黄庭坚尊崇东坡“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

谢民师是他前不久结识的知交。谢民师自幼聪慧好学,元丰八年(1085)与父亲、叔叔、弟弟四人为同第乙丑科进士,时称“四谢”。据宋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谢民师……博学工词章,远近从之者尝数百人。民师于其家置讲席,每日登座讲书一通。既毕,诸生各以所疑来问,民师随问应答,未尝少倦。”尽管其《上金集》《蓝溪集》均已亡佚,就其现存的寥寥几纸,难以领略其笔墨风采,不过,就谢民师“随问应答”的教学场景、苏轼对其文章“上等紫磨黄金”的评价以及《答谢民师书》的长篇回复,可以料定,谢民师文章甚得其心。而且,乌台诗案后,苏轼几经浮沉,故旧屡受牵连,其时虽已获赦,前途依然未卜,此前素昧平生的谢民师请教拜见,面对其诚,苏轼不能不有所动心。

揆情度理,为谢民师写几个字,一挥而已,既还了情,为寺庙添了彩,还给自己扬了名,何乐不为?苏东坡回函却出人意料——“我本来不擅长写大字,勉强写也写不好,而且小船局促不便写大字,所以不能如你所愿”。

书法自古非易,其中笔法、字法、墨法、印法、章法等,无一不需要功夫锤炼和学养积累。“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苏轼对此认识尤为清醒,他很少作草书,更少写榜书,他留下的多为书札尺牍等小幅带有楷意的行书作品。且不说榜书并非小字放大,其难度一般人不敢触及,单是在绢帛这样的奢侈品上练习榜书的代价也令人难以触及。

或正因此,苏轼题写榜书极少,常见的楷书《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忠观碑》《罗池庙碑》《明州阿育王广利寺宸奎阁碑》等,单字字径最大的仅约10厘米,方整俊伟,骨气洞达,尺幅远不及榜书,与当今书法家动辄巨幅“相形见绌”。

书法崇尚自然。甲骨文、钟鼎文中象形字、会意字均来自对自然万物的模仿,这样的模仿也赋予了书法生命特征。苏轼对颜真卿《争座位帖》表现出来的“信手自然,动有姿态”尤其钦服,他甚至从二王的书写想到王羲之的“超然于事物之外”和王献之的“气节高逸”,对于张旭、怀素草书中表现出来的“追逐世好”则卑之为“妄自粉饰”。他喜欢的是无拘无束的书写状态,“心忘其手手忘笔,笔自落纸非我使”,适有兴会,如有神助,由此理解他说的“强作终不佳”“舟中局迫难写”,并非欺人之语,而是事实如此,内心直白。

号称“我书意造本无法”、已经人书俱老的苏东坡,对书写的态度依然如此谨严,对自己的作品依然如此看重,这也许是求字如谢民师者打开信封意料之外的。作为举世闻名的大文豪大书法家,大笔一挥,写得好自然是遍临诸帖、五体皆能、化古为我、心手相应的结果,写得不好也是白玉微瑕,瑕不掩瑜,或者以丑为美、强以为理,在大家大师的光环下,又有谁来指摘?即便指摘,也难以撼动其地位。不过,这不是对待艺术的态度。

苏轼的态度是:不自欺,也不欺人。不愿意的、不擅长的、写得不好的,都不会书以赠人,即便相契,也不违背本心。

不过,谢民师更加没有想到的是,展开尺牍,他好像看到苏轼停顿了下接着说,“我不久会经过临江,应当去惠力寺游览,如果寺里想要我写点什么,我会写写惠力寺的法雨堂,写写你让我题字未果的这段故事,留下笔墨在庙中,以慰藉你的思乡之情。”

坦诚、不吝惜、善解人意,东坡所书写的,不只是知交情意笔墨风采,更是一个朴实、生动而有趣味的心灵。

从来艺品如人品。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开头所说“某受性刚简”,其对待书法的态度及其书法所展示的气象一如其人刚简,刚则仁,简以诚,不拘谨,不造作,以真面目示人。这样的刚简,不只是先天赋予,更系后天个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