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上书李鸿章

“上书李鸿章”这件事,孙中山生前绝口不提,1934年,孙中山挚友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首次披露,可孙先生已去世,无从求证。直到顾颉刚在《万国公报》上找到《上李鸿章书》以及沈渭滨教授发现孙中山北上的三封信,这段秘史才真相大白。

1894年1月,28岁的孙中山遭受“葡医”排挤,决定停止在澳门、广州悬壶济世,与好友陆皓东密返家乡翠亨村,闭门撰写《上李鸿章书》,当年春夏之交初稿完成:全文八千余字,中心思想是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要实现上述目标,需从这四个方面入手。孙中山随即与陈少白推敲、修改。孙中山认为:洋务运动领袖李鸿章在天津修铁路、开煤矿、通电报、建学堂,组建北洋水师,为国人瞩目。如若主张被采纳,就意味着自上而下的中枢变革。孙中山早有改良想法,曾上书因病返乡的郑藻如,建议禁烟、创办学堂、组织农会以倡农桑。孙中山还曾设想自备资金,周游欧美各国,学习农桑。学成后,集资办书院,教育青年,还计划游历新疆、琼州、台湾等地,招人开垦等。

那怎么才能见到李鸿章?为此孙中山进行了精心谋划。他找到澳门海防同知魏恒(孙曾治愈好他的痔疮病,结为好友),请求写一封介绍信给盛宙怀。魏恒乐于帮忙,信中表示:“逸仙久仰令兄观察公德望,欲求一见。”孙中山持函与陆皓东到上海面见盛宙怀,宙怀是津海关道盛宣怀堂弟,与魏恒旧交多年。见到信件后,当场写了一封推荐信给哥哥盛宣怀,并附上了魏恒原信。

与此同时,孙中山在上海拜会了香山前辈、轮船招商局帮办郑观应,恰巧王韬亦在座,大家听取《上李鸿章书》后,又帮助修改、润色。特别是郑观应写了一封推荐信给上司、密友盛宣怀,信中“嘱弟恳请我公代求傅相”。有了这“双保险”,又得到同乡烟台商人谭虚谷提供的活动经费,6月26日孙中山与陆皓东信心满满地踏上赴津之路。

孙中山抵津后,下榻在天津法租界佛照楼客栈,他带着推荐信与《上李鸿章书》,叩开了盛宣怀邸门面呈。孙中山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观点,与盛宣怀多年追求的洋务事业不谋而合,故双方“交谈甚洽”。送走孙中山后,盛宣怀特在郑观应函上亲笔写下“孙医士事、陶斋”六个字,以示格外关注。

盛宣怀旋将上书递交李鸿章。然而,孙中山迟迟没有等到消息,便去开平煤矿看望宗亲,耐心等待。在此之前,日本枢密院已决定对中国发动战争,中方在朝鲜掉入日本预设的陷阱。7月,李鸿章联络英、俄出面调停失败,感到在朝鲜的清军军力单薄,遂急调各路大军援助。恰在此时,运兵船“高升号”遭日军偷袭,损失惨重。与此同时,日军在朝鲜成欢向清军发起攻击,大战不可避免。李鸿章派陆军增援、调海军巡逻海面,与总署商议备战,军务繁忙。对于盛宣怀引荐之事,传出话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

盛宣怀退而求其次,从总理衙门为孙中山办理了一张“农桑会出国筹款护照”。听到回话后,孙中山一行闷闷不乐地返回上海,想做最后努力。10月,在上海广学会倡办的《万国公报》第六十九号、七十号上连载发表了《上李傅相书》,副标题为“广东香山来稿”。孙中山希望此举能引起李鸿章或其他封疆大吏的关注,但如石沉大海,无人问津。

上书失败教育了孙中山。11月他抛弃改良幻想,远走檀香山,组建兴中会,走上武装推翻清政府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