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纳谏”游戏之中，李世民与他的臣僚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大臣频繁进谏，极力想要压抑李世民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轨道。李世民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几乎无不大加赏赐，行动上却又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了谏臣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他想修筑新的别宫，也仍然会修。
即便是形式主义的游戏，玩久了难免会有失控的时候。贞观八年（634），中牟丞皇甫德参进谏说：“陛下往日修筑洛阳宫，耗费民力；收取地租，过分征敛；民间女子都喜欢梳高髻，也是跟宫里学的。”李世民听了大怒，对着房玄龄发飙：“这个皇甫德参是不是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一斗地租都不收，朕的宫女都剃光头，他才满意？”李世民还曾对长孙皇后说，要找机会杀了魏徵这个“田舍汉”。也是在贞观八年，魏徵敏感地察觉出了李世民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他直言不讳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勉强接受，却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贞观十年（636），魏徵开始以“目疾”为借口，屡屡“求为散官”。
追溯起来，唐太宗君臣形式主义的“进谏—纳谏”游戏实始于玄武门事变之后。彼时的李世民急于打造自己帝位的合法性，遂与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士大夫们一拍即合，开启了一场从谏如流的表演秀。李世民不断纳谏，不断奖赏进谏者，但对执行进谏的内容一直兴趣索然。随着在位时间越来越长，帝位的合法性越来越不是问题，李世民也渐渐不想再玩这种游戏。贞观十一年，先是魏徵对李世民说：陛下知错就改的精神已远不如往日。然后又有李世民对魏徵发牢骚：进谏的人都指责我游猎过于频繁，但我以为如今天下虽然无事，武备还是不能松弛，我时而与侍臣在后苑狩猎，没有劳民伤财，有什么错呢？魏徵无奈回答：陛下既然鼓励进谏，应该让人畅所欲言。说得对，陛下采纳，对国家有好处；说得不对，陛下不理会，也没什么损失。李世民闻言大悦。
魏徵的回答流露出了强烈的悲观情绪。李世民的牢骚清晰地传达出一种不想将形式主义的“进谏—纳谏”游戏进行下去的情绪。这种情绪也体现在同年发生的另一件事上。贞观十一年十月，御史柳范弹劾吴王李恪（李世民第三子）频繁外出游猎，严重扰民。处罚了李恪后，李世民发怒道：长史权万纪辅佐我儿，却不能有所匡正，论罪当死。柳范梗着脖子回答：房玄龄辅佐陛下，也未能阻止陛下四处游猎，该死的不光权万纪一人！李世民拂衣而去。这一年，朝臣屡次劝谏李世民节制游猎，李世民则屡次借游猎之事向朝臣发难。
李世民想要放纵自己的欲望，同时很在乎自己的历史形象。为兼顾二者，他选择一再违制向史官索求与自己相关的历史记录。贞观九年（635），他要求阅读国史，被谏议大夫朱子奢驳了回去。贞观十三年，他又询问褚遂良自己起居注的具体内容，担心里面记载了自己的缺点。最终，他如愿以偿从房玄龄手里看到了国史，也对国史如何纂修给出了自己的指导意见。
在位二十余年，李世民犹如一位演员，在台上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通过与臣僚对话的方式，来为自己塑造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在那些令人感动的对话背后，九成宫、大明宫、飞山宫、襄城宫……正在破土动工。舆论指责九成宫修建得过于华丽，他下令将其摧毁；襄城宫同样被摧毁，原因却是建成之后不合李世民的心意。在那漫长的“进谏—纳谏”游戏里，李世民获得了“从善如流”的美誉。但接受谏言是一回事，执行谏言是另一回事。李世民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着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史官将他对犯颜直谏者的宽容载入实录之中，而他很快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
但贞观之治的士大夫仍然是幸运的，至少，李世民愿意陪他们玩这样的形式主义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