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不但孤独，而且冤屈。许多事情别人做得，他做不得。比如来敏和彭羕，就是蜀国的孔融和祢衡。然而诸葛亮杀了彭羕，没有任何人批评；曹操并没有杀祢衡，却要背上千古骂名。公平吗？有道理吗？
没道理，但有原因。
原因之一，是曹操人在中原，身处朝廷，士族云集，举世瞩目，局面大，动静也大。蜀汉则相反。所以同样一件事，在曹魏会引起轩然大波，在蜀汉就只有些微波澜。
何况士族对曹操也充满敌意。
这种敌意是深不可测的。众所周知，士族在东汉末年，已经是统治集团的主要力量。他们要成为统治阶级，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和平过渡，二是武装斗争。然而董卓入京，使前一种方式不再有可能实现；官渡之战，又使后一种方式化为泡影。董卓和曹操，岂非士族的头号仇家？
相比之下，曹操又更可恨。
的确，董卓其实是敬重甚至畏惧士族的，他的问题是粗鲁、野蛮和没有教养。曹操却在骨子里藐视士族。他甚至在立足未稳之时，就公然杀了恃才傲物、出言不逊的名士边让，结果兖州士人义愤填膺，天下士族同仇敌忾，老朋友张邈和老部下陈宫也都一齐反叛了曹操。
兖州牧由曹操变成吕布，也因为此事。
其实曹操代理兖州牧，陈宫是出了大力的。然而边让被杀后，陈宫便毅然决然地反曹。他甚至宁肯去帮助有勇无谋的吕布，兵败被俘后也宁死不降。
曹操于心不忍，便叫着陈宫的字说：“公台，你死了不要紧，你的母亲可怎么办，老婆孩子又怎么办呀？”
陈宫却义无反顾。他长叹一声说：“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祀，老母和妻儿是死是活，全在明公您了。”说完，昂首走向刑场。
曹操流着眼泪为陈宫送行，也兑现了善待其家人的诺言，既定的路线却没有因此而改变。相反，也许正是在那一刻，曹操更加坚定了建立“法家寒族之政权”的信念。尽管他并没有时间表，也没有路线图，然而他的这一理念，影响极大。
事实上，正是曹操在不断地向世人证明，只有非士族出身的军阀才能夺取政权，也只有撇开袁绍代表的“儒家士族路线”才能成功。这就是刘备和孙权能在“后袁绍时期”胜出的原因，起了带头和榜样作用的则是曹操。
天下变成三国，原因也在于此。
可惜曹操的想法有问题。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对帝国制度来说，最合适的统治阶级是庶族地主，最合适的意识形态却不是法家思想。因此隋唐以后的政治路线，既不是袁绍那样的“士族儒家”，也不是曹操提倡的“庶族法家”，而是“庶族儒家”，或庶族地主加上儒道释三教合流的思想。
但这是要经过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的试错之后，才可以实现的。以两晋为代表的士族政权，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曹操既超前又失误，岂能不败？
士族地主阶级的敌意不难理解，因为曹操挡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耽误了他们的时间。他们肯定要将满腔的愤怒倾泻到曹操身上，怀着刻骨的仇恨将他“妖魔化”。
何况曹操自己也授人以柄。
曹操最大的失误，是为曹丕称帝创造了条件。不妨设想，如果曹操不称魏王，甚至不封魏公、不建魏国，哪怕曹家世代为相，事情会怎么样呢？
恐怕曹操的形象就和诸葛亮比较接近了。
实际上，诸葛亮与曹操不乏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开府的丞相，都封了县侯，也都兼任州牧。如果把两个人的职务和头衔并列起来看，那简直就是“双胞胎”。
曹操：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
诸葛亮：武乡侯，丞相，领益州牧。
曹操多出来的，只有魏王的王爵。
因此，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皇袍终于落在仿效其伯父拿破仑发动政变的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同样，当曹丕把皇袍披在身上时，曹操就只能等着被画成一张大白脸。
与此同时，诸葛亮也走上了神坛。
不可否认，诸葛亮身上有太多闪光的精神。他的心系天下、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廉洁奉公、谦虚谨慎、以身作则，都堪称千古楷模。但诸葛亮被神化，却并不完全因为这些。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需要典型。帝国的统治者需要一位忠臣，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则需要一位代表。这跟曹操变成奸臣是同样的道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正面典型，也需要反面典型。
事实上，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和诸葛亮，不过是长江的前浪和后浪；作为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的曹操和诸葛亮，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枚硬币就是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曹操就只好去做魔鬼；诸葛亮既然是后浪，曹操也只好死在沙滩上。
然而历史的长河不管什么前浪后浪，它只会顺着自己的河道一往无前。因此，当苏东坡站在长江岸边遥想赤壁风云之时，他看到的竟是这样一幅画面：小乔初嫁，年轻帅气的周瑜新婚宴尔，一身便装统领舰队西进。羽扇指点处，谈笑间，曹操的数十万大军灰飞烟灭。
这当然也是一种历史意见和精神风貌，只不过不是三国的，而是魏晋的。没错，苏东坡笔下的周瑜更像一个魏晋的名士，而不是三国的将军。尽管周瑜非常懂音乐，就像曹操是诗人；也尽管魏晋与三国相距不远。
但是，三国是三国，魏晋是魏晋。它们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风采、气度、韵味和格调也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