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汉钟伟

许多人不喜欢钟伟,说他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冷酷无情,好大喜功。但也有许多人谈起他眼睛就发亮,称赞他坚定勇敢,多谋善断,敢说敢做,治军、打仗都有一套,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军人。也许双方都有道理,即使在钟伟去世以后,笔者听到的仍然是截然不同的评价。

天下事没有他不敢干的

钟伟和一位老干部率部在一次战斗中中了敌人的埋伏,敌人从三面围上来,情况十万火急。这位老干部是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比钟伟资格老,当时是兵团副司令兼45军军长,而钟伟是49军军长。老干部要带部队撤,钟伟不同意。他说:“千万不能撤,一撤大家都完蛋。”老干部说:“我是副司令,你得听我的。”钟伟拔出枪顶住他的脑门:“娘的,再说撤我就毙了你。”

另一次,我军一个营被国民党军包围了。另一个营奉命去解围,没有成功,退下来了。彭德怀闻讯大怒,对钟伟说:“把这个营长毙了。”钟伟连声答道:“好,好……”说着,把这个营长推出门外,拔出枪“啪”的一声,子弹从营长耳旁“嗖”地飞过,营长吓得尿湿了一裤子。钟伟说:“你快走吧,彭总要枪毙你。到老乡家躲几天,千万不要露面。”结果钟伟自己带部队把那个营长救出来了。

能打还能“抢”。1947年秋天,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两辆弹药车路过郑家屯5师驻地。钟伟招招手,上去一个连就把弹药卸了。押车的干部说:“这叫我回去怎么交代呀?”钟伟写张条子:“就说我钟伟收下了。都是打国民党,什么你的我的?”每次战前,他让战士兜里揣上条子,攻进城里就贴,结果到处都是“5师缴获”的条子。有些武器和仓库本是别的部队缴获的,也被贴上5师的条子。有时官司打到“东总”,兵荒马乱的,也没留人看守,怎个说得清?钟伟却振振有词:“有条子为证。”

打完仗,他把部队交给政委、副师长,就回哈尔滨潇洒去了。这天下事没有钟伟不敢干的。

他几乎和哪个搭档都合不来。对的错的,什么都得他说了算,不然就骂娘。1939年6月,钟伟被分配到李先念麾下的鄂豫独立游击支队第二团任政治委员。由于与上头意见分歧,一气之下,他带着爱人、孩子和一个警卫班跑了。钟伟一行从湖北京山走到苏北阜宁,风餐露宿,昼伏夜行,爱人刚生过孩子,走不动,就用担架抬。其间还打了几仗。在苏北,黄克诚收留了他,他先当支队司令,后当副旅长、旅长。李先念那儿正在批判“逃兵”钟伟时,却突然在报纸上看到旅长钟伟的名字,全支队哗然:“逃兵怎么当了旅长?”

他好的时候,真了不起,谁也比不上他;他坏的时候,谁都不如他“狠毒”。在苏北,一次打日军,两个炮楼打下一个,另一个怎么也打不下来。连长是新调来的,有点犹豫。钟伟对警卫说:“你去告诉他,一个小时打不下,提头来见。”警卫跑去说:“快打吧,支队长要枪毙你了。”那个连长一咬牙,打下来了。由于这次攻坚我军伤亡很大,钟伟一气之下命令把俘虏统统毙了。

打文家台,我军抓了大批俘虏,但就是找不到国民党新5军军长陈林达。因为敌人在被俘前许多当官的都化装为士兵,钟伟说:“这好办,把俘虏集合起来跑步,快快跑,把掉队的统统给我抓起来审问,当官的肯定跑不了路。”这一招还真灵。刚开始跑,就有一个大胖子掉队,上气不接下气。一审查,原来是陈林达的副官。于是,他们很快就找到胳膊上套着12条金项链的陈林达。

连你爷都不认识了

1967年夏,安徽合肥,“文化大革命”带来史无前例的武装 ?大对抗。这个城市的两派群众组织——好派与屁派,由唇枪舌剑变成了真枪真剑。其时好派捷足先登,占据市中心的最高建筑百货大楼;屁派组织了多次进攻,伤亡惨重,一无所获。

听到枪声心里就发痒的钟伟(时任安徽省农垦厅副厅长) ?再也坐不住了。

这一天,正当屁派头头们为攻打百货大楼一筹莫展时,一位身穿蓝色旧中山装的老人出现在他们面前。老人一进门就出言不逊:“你们这些娃娃,连栋破楼都拿不下来,还造个屁反。”

众头头连忙请教良策。老人如此这般,一番耳语,果然,第二天,随着一阵枪响,屁派轻而易举地拿下百货大楼。

从此,厄运便像影子一样跟随着钟伟,中央文革向全国通缉这个插手红卫兵武斗的“罪犯”。

想不到,在和平时期,钟伟和造反派打起了“游击战”。

他曾经化装成农民,和来抓他批斗的红卫兵擦肩而过。红卫兵问:“钟伟住哪里?”他回答:“就在那个楼上。”

一个月后,好派红卫兵抓获钟伟,大会批斗后把钟伟装进一个麻袋扔到河里。可是不久,红卫兵竟然接到他的电话:“我钟伟还活着,你们来抓吧。”

当合肥红卫兵紧急动员起来追捕“彭黄死党”钟伟时,钟伟却早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一个劳改农场,与战犯范汉杰对酒叙旧,研讨辽沈战役。

在北京,钟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先后住过红星农场、和平里的抗震棚、万寿路的亭子间、西单猪尾巴胡同的仓库……

然而,钟伟终究没有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1968年1月18日深夜,一辆军用卡车驰往北京德胜门内大街一座四合院。一群全副武装的军人端着枪跳下车,迅速包围了这个院子。

派出所和居委会的人敲响大门,钟伟的堂兄钟秀林(他们夫妇住在紧靠大门的南屋)起床问:“什么事?”回答:“查一下户口。”在那年月,这种事司空见惯。钟秀林刚打开门,便被一支黑洞洞的手枪顶住胸口:“不许动,不许叫。”荷枪实弹的士兵推着他到东厢房搜索。

当时钟伟由于长时间睡不好觉,吃了不少安眠药,睡得稀里糊涂,钟秀林敲了很长时间门也无人应。

门被踢开了,两个士兵迅速冲进去,在床上按住钟伟。一个胖军人(钟伟当北京军区参谋长时,他是警卫营的少尉排长)装作不认识他的样子,冲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钟伟这时才完全清醒,把他手上的手表慢慢取下交给长子钟戈挥,端起茶水呷了一口,从铁铸般的喉咙里蹦出浓重的湖南口音:“娘的,你爷都不认识了。”

胖军人尴尬地掏出一张逮捕证,又熟练地摸出一副手铐:“你被逮捕了。”

仗打够了

粉碎“四人帮”后,钟伟事件得到彻底的平反。

1979年,中央军委给北京军区下发平反文件。1980年,经中央批准,钟伟离职休养。

据说平反后,他去找老首长黄克诚,要求工作。黄克诚说:“你就安分守己待着吧,若再打仗会去找你的。” 据说从此以后,他便一病不起,直至去世,终年73岁。

这是临终前钟戈挥与他的一段对话——

“爸爸,一个团对一个团,怎么才能打得赢?”

“你先用一个营堵住敌人两个营,然后用自己的两个营打敌人的一个营。吃掉这个营后,想办法把另两个营分割开来,再用两个营打敌人一个营。然后再打。”

“再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先跑,敌人就要追。敌人不会跑得一样快,必然有快有慢。这时候你突然停下来,打他个措手不及。打了以后再跑,再回头打。如此反复,就可以把敌人消灭。”

“地形地物利用得好,一个营可以抵两个营的战斗力……”

这样的回答儿子已不知听过多少遍,但他还是要问,还是要听。因为他明白,只有这样的话题才能在父亲行将就木的躯体中注入活力,它比打强心针还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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