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中毒:大明王朝的最后77年

公元1550年的春天,浙江巡抚朱纨,服毒自杀了。

三年前,这名军事才华出众的官员,被嘉靖皇帝任命为浙、闽两省最高军事指挥官,负责平息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朱纨严格执行帝国的海禁政策,并采取强硬的军事措施,先后俘获了当时最大的两大海商集团头目——许栋和李光头。朱纨在给朝廷报捷的奏疏中,指责浙闽两省的世家大族与“倭寇”有勾结。

这项指控,相当于在浙江、福建沿海的豪强家族中扔下一颗炸弹。两省的豪门大族,立马动用各自的官场资源,对朱纨展开反击。结果是,朱纨下令对96名被俘的“倭寇”和“海盗”,处以死刑。这一下,浙江、福建两省士大夫十分惊恐,再次弹劾朱纨“擅杀”——帝制时代,生杀大权必须掌握在中央特别是皇帝的手里,朱纨擅自杀伐,给了别人弹劾他谎报军功、僭越权力的理由。

转瞬之间,“禁海”名臣朱纨,变成了帝国的待罪之徒。

他无限感慨地说:“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绝望中,朱纨喝下毒药自杀。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为官清正、能力很强的官员,在死守一条落后于时代的国家政策(海禁)时,连同自己的性命,也为时代所吞噬。

朱纨死后17年,1567年,隆庆皇帝即位后顺应时势,开放了海禁。由此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显着的一点是,世界上的白银,终于源源不断、堂而皇之地流入中国。

从此时起,到帝国覆灭,大约77年间,大明王朝迎来了它的“白银时代”。

嘉靖时期,声势浩大的“倭乱”,很大一部分诱因,是由于日本发现了产量巨大的银矿。来自浙江、福建、广东沿海的商船,于是不断航行到日本九州,跟日本“以物易银”。

白银的另一个来源,是美洲。数据表明,明朝晚期,包括日本和美洲在内的世界白银产量,占总额的1/3至1/2最终都流入了中国。

明朝中国因此被形容为世界白银的“吸泵”,吸纳了当时全球巨量的白银。

在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之前,明朝法定的货币,已经崩溃了。

明朝建国后,最初的法定货币,也是唯一的法定货币是铜钱。7年后,洪武八年(1375年)起,明朝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开始了明朝的纸币时代。

为什么要改铜钱为纸币?

明朝的官方说法有三点:

一是如果用铜钱铸币,由于铜矿缺乏,民间不得不以铜器上缴国家,这是劳民伤财;二是当时民间已经出现了盗铸铜钱的现象,扰乱国家货币秩序;三是铜钱分量重,长距离交易、携带和运输,远远不如纸币方便。

道理大家都懂,但是,明朝发行纸币,竟然没有准备金的概念。

有多少储量的铜钱,就发行相应数值的纸币用于兑付,这在当代是一个基本的金融常识。而在当时,包括最早发行纸币的宋、元两代,基本都没有准备金的理念,想着用纸一印钱财就滚滚来。元朝的崩溃,一大原因就是滥发纸币引发通货膨胀造成的。

不难想象,大明宝钞从面世之日起就开始贬值。由于发生不可控的贬值,朝廷就加大发行量,从而造成更迅速的贬值,这是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

面对大明宝钞刹不住车的贬值,朝廷的应对也很奇葩:一开始是用权力,禁止民间使用铜钱、金银交易,后来想到要回笼旧钞,但回笼过程还想着以新钞来搜刮社会上的白银,导致彻底失败。

从正统到成化年间,朝廷逐步放开“银禁”,“朝野率皆用银”,相当于政府被逼放弃了已经崩溃的法定货币,重新锚定了具有硬通货性质的白银,从而拯救了明朝的经济体系。

到嘉靖末年,明朝的赋税几乎都是通过白银收取,甚至国家的各项财政支出,包括军饷、工程营建、政府采购等,也都用白银。这说明,在1560年代左右,虽然朝廷仍未承认白银是法定货币,但在现实中,白银已是整个王朝的第一货币。

白银一旦成为明朝的首要货币,它的产量就变得至关重要,重要到可以影响帝国安危。但是,中国本土的白银产量非常有限,即便明朝中后期在广西、云南等地加大开采力度,所产仍然远远不足以应付整个社会的货币需求。

救命稻草来自于海外白银,包括日本产和美洲产白银。

可以说,明朝最后的命,是白银给的。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明朝续命依靠白银,明朝的死,最终也因白银而起。

有一个着名论断: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朝中后期。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和进口催生出来的。

白银类似于当代的外汇,为了换取外汇,明朝发展出了成熟的外向型经济,促进整个社会向着专业化、商业化,甚至跨国、跨区域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随着国内外对丝织品、棉布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土地从粮食作物改种桑麻等经济作物,越来越多的人改行进入到纺织生产和贸易行业。这些地方的人民得风气之先,游走在海外贸易的灰色地带,赚得盆满钵满,成为最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

传统理解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江南、东南沿海地区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但朝廷真正的隐忧,并不在于白银引起的商业发展和风气演变,而在于国家彻底失去了货币的控制权。

虽然明朝皇帝自始至终抗拒海外贸易,不到绝路不会开放海禁(隆庆开关),但事实上,基于白银这种介质,明朝在15世纪末以后的大航海时代中,扮演了世界经贸中心的重要角色。有学者指出,在“丝(丝绸)银(白银)对流”的贸易中,形成了以明朝中国为中心的南海经济共同体。

明朝由此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与寰球共冷暖。

1620年代起,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西班牙等国家重商主义盛行,开始采取措施遏制白银外流。中国商船原来每年有40多艘停泊于马尼拉,到1629年,仅剩下6艘。贸易萎缩,输入中国的白银锐减。

1634年,西班牙颁布了紧急限制贸易的征税令。

1639年,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着的大屠杀。

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

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印度果阿港与澳门的贸易线也被切断。

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急剧下降。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崇祯时期。

朝廷早已丧失货币控制权,常年对后金、对内乱的战争都需要巨额财政,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世界却不太平,经济危机来袭,白银输入的通道几乎都断了。这就是崇祯统治时期,朝廷一直处于缺钱状态的深层原因。崇祯朝的悲剧,真是一半在人,一半在天。

明朝政府采用的应对办法,是加税。从1618年至1636年,18年间,连续七次增税以应付满洲人的入侵和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这些新增的税收,从社会中抽取了大量白银,让处于经济衰退期和自然灾害频发期的整个社会雪上加霜。由此触发更多的民变和反抗,明朝逐步走入死循环。

1643年,安徽桐城人蒋臣赴京出任户部主事。他经历过家乡民变,在日记中说,如今天赤如血,流民万里,无外乎就是贫户去抢富户的白银罢了。

一年后,明朝覆灭。死因之一,被诊断为“白银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