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告老还乡后, 这样发挥余热

明景泰元年(1450年),年事已高的南京户部尚书魏骥上书请求致仕,刚登基的明代宗朱祁钰同意了。这是魏骥第三次以老辞官,终得偿所愿,告老还乡。

致仕,通常情况下也就是现今人们说的退休,这一制度可以追溯到周朝。《礼记》记载,周朝“大夫七十而致仕”。这一年龄限制基本沿用了数千年,魏骥生活的明代也大抵如此。明朝初建时,明太祖朱元璋就规定,“凡内外大小官员年七十者,听令致仕,其有特旨选用者,不拘此例”。

“文官告老还乡,武将解甲归田”,这是千百年来的规律。不过,许多身处官场的士人们想顺利退休,回到家乡颐养天年,却不一定会很顺利。

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年逾七十屡次请求致仕,皇帝却不准。权力的两端一端拖,一端熬,终于在86岁那年,郭守敬“卒于知太史院事任上”。而清代的名臣纪昀,在乾隆朝颇得皇帝赏识,待到嘉庆登基时,72岁的他还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十年后,他仍在朝,任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像魏骥这般77岁致仕的,也可算幸运了。

开书院是常规选择

官员们如能顺利告老还乡,便可说得上是荣归故里。他们浸淫官场多年,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和隐在身后的人脉关系不容小觑,即使在地方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没有了权力,官员们的心态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此外,他们的人生经历与偏好,也会对其致仕后的行为活动产生影响。

有的官员致仕后,仍然心系朝政。唐德宗时,韦伦以太子少师致仕。不过当他知道奸臣李楚琳以仆射兼卫尉卿、李忠诚以尚书兼少府监时,仍然上书劝谏:“楚琳凶逆,忠诚蕃戎丑类,不合厕列清班。”韦伦致仕十余年,常在家乡思虑国家大事,分析政策得失,并及时提出恰当的建议,皇帝“每善遇之”。而明英宗时的通政司通政使李锡则是舍不得手中权力,致仕后还厚着脸皮滞留京师,苦等复起的机会,惹得众人嘲笑后才灰溜溜地回乡,落得一个晚节不保。

当然也有致仕官员仗着为官时累积的声望权力,为祸乡里。比如明英宗时的隆庆卫指挥周鉴,致仕回乡后,强占家乡百姓的农田七顷。当受害者打算报官时,周鉴勉强做了个样子,归还了十亩。但紧接着,他率领家人围殴受害百姓,并残其肢体。当然,最后这件事闹大了,周鉴被巡按监察御史弹劾、治罪,不准以老赎罪,才算有了个让人接受的结局。

不过,与反面例子相比,更多见诸史籍的,除了丰富多彩的休闲活动,还有致仕官员们带着强烈的责任心,自觉担起建设家乡重任的事迹。

中国古代士人多以读书入仕,一些官员致仕后往往在家辛勤笔耕,读书着书,以求传一家之言。而深受修齐治平之道影响

的他们,也会主动或受邀承担起昌明家乡文道的责任。开办书院、私塾便是最常见的选择之一,不仅可以培养人才,也可以带来一笔收入。

明成化、弘治年间,历官御史、巡抚、漕运总督、户部尚书的李敏,以用钱折粮解决税收难题而闻名。他曾多次因故致仕,其中一次便在家乡襄城的紫云山麓建筑了书院,并慷慨捐赠家产充作书院经费,时常请学者前来讲习,“以教乡人”,惠及远近百姓。

此书院在李敏再次被起复巡抚大同时,受诏赐名为紫云书院,明孝宗朱佑樘还亲赐《通鉴纲目》一椟,可以说得上是致仕官员创办书院的典范了。经营数代后,紫云书院的藏书楼积书至79000余卷。可惜,在崇祯末年动荡的时局下,整座藏书楼皆化为灰烬。但书院盛名犹在,位列明清八大书院之一,成为弘学昌文的宝地,也为地方教育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像紫云书院这样由致仕官员创办或经营的书院、私塾还有不少,有的甚至还成为地方近代高等学校的源起之一。同治十三年(1874年),为摆脱内忧外患而兴起的洋务运动已经开展了十余年,在经济、军事、教育均有所变革的形势下,当时已退居乡里的洋务派官员薛焕联合各地乡绅,共同上书四川总督吴棠与学政张之洞,力争其支持办新式学校。最后决定由民间筹资,创建了今四川大学前身之一的尊经书院,第一任山长由薛焕担任,以“通经学古课蜀士”。

投身家乡建设

官员致仕还乡后,身份由官吏转为乡绅,此时,他们往往更关注自己在家族、乡里的角色以及自己能起的作用。开办学院促进家乡教育发展,是许多致仕官员的选择。此外,他们还充分运

用政治经验与影响力,积极参与地方事务。77岁的魏骥告老还乡后,里居长达二十余年。在这些年里,魏骥虽“身处林野”,却“有补治化”。魏骥的家乡萧山素来多水灾,退休后他便提倡兴修水利,修筑了螺山、石岩、毕公等塘堰,拦截钱塘江潮,乡里百姓获益良多。

成化七年,御史梁昉上奏称,他在萧山任职时,见到致仕尚书魏骥“与里人稠处,教子孙孝弟力田,增堤浚湖,扞御灾患”,以98岁高龄“四方仰德”。明宪宗朱见深读完奏折后深受感动,派人前往关心慰问,并赐羊酒,命令有司每月发米三石。谁知派去的人还没抵达萧山,魏骥就因病与世长辞了。魏骥的儿子魏完入朝谢恩,请求明宪宗用嘉奖先父的钱财救济灾民。对此,明宪宗叹息道:“骥临终遗命,犹恐劳民,可谓纯臣矣。”

兴修水利是致仕官员报效桑梓的常规做法,杨廷和致仕后,也建“惠局”,疏通水利,乡人感念他的贡献,将其称为学士堰。也有配合地方政府抵御流寇土匪的,比如嘉靖时的致仕官员、地图学家罗洪先,在流寇侵犯其家乡吉安、当地主政者手足无措时,为其出谋划策。此外,还有不少致仕官员选择将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做慈善,惠及乡人。明初官员刘崧致仕后,常常接济因歉收而难以生存的族人。成化年间的致仕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孙日良,也十分慷慨大方,多年积攒的俸禄“恒以散宗戚之贫者”。

有人认为,这些致仕官员无论是开办书院还是参与地方事务,也许只为巩固自己在地方的声望,求得青史留名。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修齐治平”之道的深刻影响下,自觉承担了家乡建设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