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重文轻武，话语权奇大的文官结党也是常见操作。因此，自北宋开国后就党争不断，但大多时候还是点到即止。哪怕在王安石变法时朝堂分成新旧两党，反对变法的旧党最惨也不过调职贬罢，司马光等旧党首脑还能拿着高薪优哉游哉地编书。
正是在这“点到即止”的争斗里，经过新党的呕心沥血，大宋的变法事业隆隆推进。到宋神宗驾崩那年（1085年），曾经穷得叮当响的大宋，财政储备空前充裕，仅户部掌握的钱粮就足以支用20年；军队满血复活，多年来摁着老对手西夏暴打；曾竭力反对变法的苏轼等旧党骨干纷纷放下偏见，承认变法成果。
然而，随着宋哲宗上位、高太皇太后力挺，大权落在蛰伏已久的旧党手里。憋了十多年气的旧党一上位就开始报复，怎么恶心怎么来，免役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统统被废。就连大宋将士浴血收复的西北失地也被他们大笔一挥，又割给了西夏。
新党当然不答应，于是朝堂上吵翻了天。怒火喷发的旧党战斗力爆表：不答应？那就往死里整！身为宰相的蔡确、章惇等新党首脑很快被定为“奸邪”，相继被贬到南方。这还不算完，被贬到安陆的蔡确只因写了10首诗，就被旧党借题发挥，扣上了“诽谤”的帽子。高太皇太后甚至下了“此山不可移”的死命令，将蔡确一贬再贬，导致他凄然死于广东新兴。蔡确的病故只是一场大难的开始，“乘胜追击”的旧党借机株连了77名新党官员，兴起一场场大狱。
这场牵动举国官员的政治悲剧，就是宋代着名的文字狱“车盖亭诗案”，北宋朝堂“点到即止”的底线至此被碾得支离破碎。更让后人无语的是，整完新党，旧党继续打压，内部分裂成“蜀党”“洛党”等各个派系，互相拆台。
这段争斗史称“元佑更化”，但掐架如此，“更化”的效果能有多好？不到八年，占了便宜的西夏蹬鼻子上脸，不停侵扰边陲；曾钱粮满仓的国库又空空如也，到了“农民日益贫，商贾不行”的地步。
这场闹剧随着高太皇太后去世、支持变法的宋哲宗亲政才算基本消停，但新党的反击又汹涌而来。
新党首脑章惇就任后宣称“司马光奸邪，所当急办”，接着就是一连串反攻的组合拳：旧党当年整治了77名新党，那就打回来！曾操纵“车盖亭诗案”的梁焘等数十名旧党骨干全数被贬，吕大防等数十人被“永不叙用”，就连曾出面保护过蔡确的旧党范纯仁也被无情株连，一路贬到永州。
在接下来近乎白热化的清算里，已故的司马光被追夺生前一切荣誉，还差点被开棺曝尸；高太皇太后被扣上“操纵废立”的大罪，险些被宋哲宗追废……到1098年，遭清算打击的旧党官员已有八百多人。
在宋哲宗的努力下，“积弱”的北宋虽再度幡然重振，还以“平夏城大捷”等重锤打得西夏再度俯首称臣。但短暂的繁荣掩不住隐忧，经过一场场“冤冤相报”的闹剧，政争底线荡然无存，党同伐异成风，官场生态极端恶化。
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宋徽宗登基后，汇集在他身边的都是蔡京、童贯之流；为什么宋哲宗去世时，国力空前强盛的北宋会使出那么多昏着儿，最终以“靖康之耻”落幕——王安石的变法理想、大宋王朝的强国机遇，最终被失去底线的党争无情葬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