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不惯于冷清的人,注定活成悲剧

一、

1936年7月到当年年底,萧红住在日本东京麴町区富士见町二丁目九一五,即如今的饭田桥站附近。在11月19日的信里,她给萧军写信说,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 “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此刻又安宁又寂寞,在她的一生里,这是昙花一现的时光。她差一点就以这异国的寂寞为基石,建立起她的堡垒,但终究功亏一篑。

这年7月,萧红和萧军前后脚离开上海,萧军去青岛,萧红去日本。已经在一起四年的他们暂时分离,原因有两点,第一,萧红想要自救。这半年来,萧军在感情上不时地风云再起,让她艰于呼吸。

萧军和萧红相识于四年前的哈尔滨,当时萧红怀了孕而未婚夫跑掉了,她付不起房费,被旅馆老板关押,萧军同情她的苦难,倾慕她的才华,在这种情况下, ”不过是两夜十二个钟点,什么全有了……而且他们所不能做,不敢做,所不想做的,也全被我们做了……“

二人的相恋说来也是一段一见钟情的传奇,但接着,萧军告诉萧红,他心里是另外有人的: ”当她——楼下的姑娘——抛给我一个笑时,便什么威胁全忘了。“只是最终,萧红还是和萧军走到了一起。

这并不意味从此岁月静好,俩人同居后没多久,萧军又和一个名叫陈涓的姑娘往来热络。陈涓常到他家做客,萧军送她枯萎的玫瑰花,后来陈涓回上海,萧军伤离别之余,还在她脸上亲了一下。

萧军并不是宝玉式的多情,他一直自视为钢铁男儿,然而直男式的多情,更令人毛骨悚然——自恋,用力,又笨拙,完全没有反省。

后来萧军到了上海,还惦记着去找陈涓,而陈涓已去了北方。功夫不负有心人,1936年春天,陈涓终于重新出现在萧军眼前,这对于萧军是美梦成真,对于萧红,则是噩梦重演。

她要面对萧军的谎言,比如说,萧军明明是去看陈涓,却说去公园。而这谎言已经算是很体谅她了,有时,萧军甚至邀请她一起欣赏他给心上人写的情诗——胡兰成也请张爱玲看过他给新欢周训德写的文章,这都是什么脑回路啊!

更要命的是,他的心上人并不只陈涓一位。

置身于感情旋涡里,萧红痛苦不堪,她的纾解之道是每天去相距不远的鲁迅家,但是当时鲁迅的身体每况愈下,许广平心神不宁,还曾对好友梅志抱怨过萧红来得太勤,一坐就是半天。

鲁迅呢,他喜欢这个北方姑娘,但对于她一天要来上一两趟,也有点啼笑皆非。有一回,面对萧红当天第二次的光临,他笑道,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萧红不明所以,看到鲁迅笑起来,便跟着释然,心想,他也是在开玩笑吧。

萧红有那么傻白甜吗?如果是,她就不会在临终前,写”半生遭尽白眼“了,她的释然,更像《白玫瑰与红玫瑰》里的孟烟鹂,被丈夫当众嫌弃,赶紧去看旁人的脸,怕人家没听懂她丈夫说的笑话

鲁迅的家,不是她最好的避风港,也许,她可以躲得更远一点,比如日本东瀛。

二、

对于萧红来说,日本首先是足够远,另外,它还有国内其他地方没有的优势。

和张爱玲想到美国大展拳脚一样,萧红也想在文学事业上有所突破,当时日本的出版业非常发达,萧红希望能够在日本学习日语,打开眼界,让自己的写作再上台阶。她和萧军有个朋友黄源,黄源的妻子许粤华当时就在日本学习,据说已经小有成绩,萧红可以投奔她。

这两件事被视作一件事也可以:萧红心碎之后,唯有在伟大的文学事业里寻求庇护。加上当时她和萧军都出了书,经济状况还不错,两人遂决定分开旅行,一年为期。

说来很有意味,萧红、萧军两人从东北来到上海,身上多少有流亡作家的标签,当时中日关系十分紧张,从后来萧红写给萧军的书信里看,她对于日本便衣的例行搜检也如临大敌。但是这些都不能阻挡她把日本作为目的地,说明即使在当时的情况下,中日之间民间性的往来,也还算正常。

到日本没几天,萧红就和许粤华一起去了神保町。游览归来,她有点索然,说”那书铺好像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可能都是日文书的缘故。尽管如此,二十多天后,许粤华回国,萧红有勇气一个人独自出游时,又去了神保町,说: ”那地方的书局很多,也很热闹,但自己走起来也总觉得没什么趣味,想买点什么,也没有买,又原路走回来了。“

萧红一次次去神保町,自有她的缘故。

神保町作为东京的文化街区,历史悠久,从20世纪初开始,就是中国留学生的主要盘桓之地,这里书店云集,还有几家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鲁迅应该也曾来过。既然萧红有志于开辟自己的新天地,自然要来神保町打卡。

除了这两次出行,她更多的是在房间里疯狂地写作。租给她房子的那个日本房东不错,经常送她一些礼物,方糖、花生、饼干、苹果、葡萄之类,还有一盆花。便衣警察来盘问时,房东也会替她阻拦,以至于萧红给萧军写信时说: ”自己这个房东比中国房东好。“

那段时间萧红收获颇丰,一天能写上十多页稿子,五千字左右。她原本习惯早睡,到日本后,她发现自己没那么容易困了,非常开心。她学习日语的计划也在展开,九月十号,她去东亚学校报了名,十四号即开始进入学习。

东亚学校也在神保町,如今的爱全公园附近。创办人名叫松本龟次郎,曾经在弘文学院教过鲁迅日语。1914年,他创办了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因为学费便宜,一度有三分之二的中国留学生在此学习,包括周恩来、秋瑾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