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瞿秋白

福建长汀试院内的那间小屋,曾经囚禁过一个高贵的灵魂。我轻轻地坐到那把普通的木椅上,想象着当年瞿秋白伏案书写的情形——他凝神而思,应该不是奋笔疾书,而是从容不迫地书写着,这是他全部笔墨生涯中最特殊的一次书写,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这篇文章就是《多余的话》。

把压抑多年的心曲倾诉过后,他感到一身轻松,无比痛快。几天后,他神态自若、甚至带着几分潇洒,走向了刑场。在途经中山公园凉亭时,他昔日的学生、今日的“对手”宋希濂备下酒菜,想最后一次劝诱瞿秋白“回头”。瞿秋白淡淡地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只见他气定神闲地自斟自饮。饮罢,走到一处坡地,环顾四围,说道:“此地甚好!”遂背靠一块青石,盘腿而坐,饮弹就义。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义时只有36岁。瞿秋白以异常的清醒和冷静,剖析自己的“文人”痼疾和种种不足,他条分缕析地写下自己种种不会做、不善做、不敢做的事情,也写下了自己种种没做到、没做好、没做成的事情。

这个年轻的文人,可以把马克思、列宁的原着翻译得“信达雅”,可以把《国际歌》率先介绍到自己的祖国,可以在理论上为新生的共产党提供丰富而锐利的思想武器,可以主编《新青年》《前锋》《热血日报》《布尔塞维克》,参与编辑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向导》……

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我党举行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那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首次“亮剑”;在1927年8月7日,他主持召开了着名的“八七会议”,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决定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代之以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就是在那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以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勇敢地高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也是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被委派去组织秋收暴动……

瞿秋白终究是一个文人——这是他在临终之时对自己一生的“定位”。他在《多余的话》中虽历数自己一生的种种可笑可叹可悲乃至可恨之事,却对自己以“文人”之心、司“文人”之事,表示出几分自许甚至几分欣慰。

事实上,在瞿秋白最紧张最繁忙的岁月,他依然会分出精力去研究和思考文学问题——“只因为六年的‘文字因缘,对于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史上的各种有趣的问题,有时候还有点兴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赏的份数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数较少。”

瞿秋白离开党中央领导岗位后,曾一度担任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教育委员,他对这件文化事业非常上心,他写道:“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来是文化非常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在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候,只是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

这也就意味着,他终于部分地实现了自己当教员、办教育的梦想。对此,他颇为欣悦地写道,“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曾受党的委派,与鲁迅先生一道谋划和领导“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这或许就是他暗指的那六年的“文字因缘”吧——那是他在政治上“失意”却在文学上“得意”的宝贵时光。

他们之间虽年龄差距甚大,但却心心相印,无话不谈。就在他返回苏区之前,一直是在鲁迅先生家里躲避着敌人的追捕,朝夕相处半年时光——那是一段多么难忘的时光啊!“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先生写给他的对联——我在汀州的瞿秋白纪念馆里见到了这副对联的真迹,这才发现鲁迅写的上下款都用了笔名——人生知己,斯世同怀,这是同为革命家的两个文人,惺惺相惜、肝胆相照的最深沉最真挚的心灵告白!

在临终之际,他宁可把自己所有的缺点、毛病、错误乃至他自称的“罪过”,统统剖开给世人看,也不愿“枉抛心力做英雄”——他说:“虽反正是一死,同样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从古至今,有谁曾在诀别生命之时,写下过如此襟怀坦荡、无虚无矫的文字?有谁能做到如此真诚地袒露自己心中的隐秘?又有谁能如此毫无惧色、无遮无掩、赤裸裸地把自己的灵魂呈交给历史的祭坛,听任时人、世人和后人的评判?

这就是文人的品节,这才叫文人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