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最不爱吃鱼。父亲要吃鱼，母亲烧好后，要把锅洗了又洗，恨不得把铁洗去一层。洗好后，还要把锅烧红，用切得厚厚的生姜或卷成一团的干稻草抹上一遍。母亲一边抹，一边干呕，她一头的黑亮短发随之一颤一颤，仿佛也在倾倒内心的不适。
母亲有了我们后，餐桌上的鱼变多了。吃鱼的孩子聪明，这个信念如春芽破土而出，随着我们的成长日益茁壮。我从小爱吃鱼，鲫鱼、大头鱼、麦穗鱼，每一样都能吃得津津有味，尤其是红烧带鱼。每次母亲买了带鱼，那腥味就霸道地侵略房间的角角落落。当然，也野蛮地入侵母亲的双手、衣服和头发，像只毫不讲理的小野兽。带鱼烧好后，母亲会反复洗手，临睡前，把衣服洗了，把头发洗了。
不知什么时候起，母亲的头发变薄了。地上，到处是母亲的黑发，横七竖八的。那天，昏黄的光线把房间装饰得有些老旧，宛如进入老电影。这样的背景很适合聊天怀旧。我却有了一个煞风景的发现：母亲烧的红烧带鱼上，有一根头发。我用筷子去挑头发，它恶作剧似的滑来滑去，似乎在挑衅我。我直接伸出左手去捡，头发是逮到了，左手的袖口却沾上了鱼盘里的油，睁着可怕的油汪汪的眼睛，像一把剑扎进了我心脏。这衣服是我第一次穿，下午，我还要穿着它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此时，仿佛有一根棒子劈向我脑袋，我不由分说就叫起来：“妈，头发！ ”
头发后的感叹号俨然一个炸雷，桌边的芦花大母鸡受了惊吓，扑闪着翅膀往门外逃。母亲走过来，把我捏在指间的头发拿走，继续着她的忙碌。我担心母亲没在意，强调说：“有头发的菜，反胃。”
从这以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下筷前总盯着那盘菜，看了又看。母亲的头发还是会出现在菜里。我还是每次都叫一声：“头发！”芦花大母鸡镇定地啄着食，我的叫嚷已把它练成了淡定鸡。有一段时间，我忙得不行，连续几周没有回家。回去时，母亲一见我就说：“以后菜里不会有头发了。”她的语气像个犯错误的孩子。也许，她以为我是生了她的气。
母亲又下厨房忙开了。父亲轻轻地说：“你妈不容易。”这5个字仿佛闸门开启，往事汹涌而来。母亲的小儿子在最好的年纪，多年的肾炎转成了尿毒症。母亲背着筐，徒步去深山采回一筐筐草药。每天，母亲一遍又一遍地给全身疼痛的儿子按摩。本来不信神的母亲，一次次祈祷神灵，把她的生命续给儿子。然而，医生的治疗加上母亲日日夜夜的祈祷，没有留住那脆弱的生命。
母亲变得更加沉默了。但她依然把厨房当成自己的主阵地，希望她的女儿能吃出幸福的味道。想到这儿，我忍不住起身走向厨房。正是六月，厨房像个蒸笼。母亲在一片白白的油烟和红红的火焰里奋战。她的头发比以往厚了黑了。我伸出手摸了一把，又油又糙。父亲告诉我，母亲戴了假发。假发是个不通风的罩子，每一根都结结实实地绕在底部，不会掉发。没几天，母亲的头皮就热出了红色的疙瘩。但母亲只在睡觉时拿下，她说戴着戴着就习惯了。
那次，我刚下汽车，母亲就向我走来。不知为何，母亲腿一软，倒在地上。她的假发倏地飞了出去，一头白发在风中凌乱出一地的感伤。那是岁月的重担压在母亲头上的雪啊。它们穿过遍布的荆棘，穿过呼啸的风雨，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原来，母亲的头发，不是除了黑就是白，那密不透风的黑色假发与白色头发，分明是母亲火红的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