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少年都不贱

像往常一样,每每到了大年初六这天,我就得告别父母,告别故乡,返回我在远在三峡的那个家。

父亲执意要用农用电动车送我一程。拗不过他,于是我们沿着门前的水泥公路出发,从村小队上一户户熟悉的人家门前经过。那会儿刚过了午饭时刻,有许多人在自家门前望着天,抽着烟,或是笑谈着什么。看到我们过来时,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就会大声地跟父亲打招呼,父亲也就暂时停下来,嘿嘿一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烟来递了过去,简单说几句,然后发动车子继续赶路。

这些和我父亲年纪相仿佛的老人通常会好奇地望着我,但是并不和我讲话。尽管他们是看着我长大了的,但长大之后的我又如何呢,他们其实一无所知。而且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我如今的身份是城里人,与一辈子长于斯老于斯的他们总是隔了一层。

当然,偶尔也有和我打招呼的,只是不多。比如,当我从昔日小伙伴大海门前经过时,他就喊了一句说,“这么快就回去了?”我点点头,“要上班了”。还有,当我从另一个小伙伴大勇门前经过时,他也喊了一句,“就回去了?这么快!”我“嗯”了一声后反问他:“你呢?你几时出门?”我知道他是过完年就会南下广东去的。可惜的是,我并没有听清楚他的回答——飞快行驶的车把他的答案抛在风中,也顺带扯断了我回望家乡的目光。

这些和我打招呼的大海、大勇,还有大宝、勇军、姜猛、姜开……,他们不仅是陪我度过童年时光的亲密伙伴,还是我同姓宗族里的侄子或侄孙,更是我小学时代的同学少年。在为期五年的小学求学时段,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同一个班级。当我上初一时,他们自然而然成了我的同校同学,只是不在一个班上。而等到我上初二转学进城后,我们就难以继续维持同学之谊了。后来我上了高中,读了大学,再到异乡工作,渐渐就成了他们眼中有些熟悉的陌生人。

我的这些同宗同学,大多数都没上过高中。还有些初中没念完就早早辍学了。后来我考上大学时,祖父还曾扳着指头计算我是村里的第三还是第四人。回首过去,在二十年以前的农村老家,家里有个高中生,还是件稀罕事,同时也是件苦“差事”——谁家选择让孩子读高中,就意味着将来准备送他去念大学。这长达七八年的经济投入,确实是一般农村家庭难以承受的。所以从某一方面讲,我当年其实是给全家人的生活发展拖了后腿。记得我刚读大学时,小队上已经有好几户人家修起了二层楼房,而等我大学毕业,修起了楼房的已过半数。然而我家日渐破旧的平房,还要在此后延续四五年,方能结束它的使命。所以从这些人人看得分明的物质生活条件来说,读书是件折本的事。这就像我参加工作以后过年时候回家,隔壁左右的老人对我透着客气与尊重,他们只是简单猜测着我一个月能拿多少工资,并没有多大的羡慕之色,但却明显眼红着那些腊月里在外打工返乡的年轻人,他们惯有的判断是——“肯定是发了洋财才回来的”!

我的这些没上过高中的同宗同学,在终结了自己的学业生涯后,一般先是由父母安排着去学习一门手艺。譬如,大海与大宝学的是木匠,大勇跟勇军学的是泥瓦匠,姜开学的是家电维修,姜猛学的是摩托车维修。当他们长到18岁左右,便是要跟着比他们年长的同乡“前辈”们外出打工,从这生活了十几年的江汉平原小乡村,一下子来到千里之外广东某地繁华都市里,开始进工厂上班,开始挣自己将来娶媳妇的钱,也开始经历或是最终收获自己的爱情故事。在后来若干个寒假里,他们会在鼻梁上架着厚厚眼镜的我的面前,大口大口地抽着烟,高声喧哗着玩扑克牌,肆意夸张地讲遇到的或听到的香艳故事,一边讲一边还时不时拿我打趣。那时身为大学生的我,在这些昔日同学面前,突然就生出了自惭形秽的感觉。渐渐地,不知是谁疏远了谁,假期里我总是呆在自己家里不爱出去,而他们扎推活动时也不再叫上我参加。大概要等到我们都由孩子成长为孩子的父亲,我们才会再度较为自然地挨坐在一起,絮叨着眼前生活的百般不易,期许着下一辈人能有个好出息。

这些人当中,唯一不曾出门打工的,是住在我右隔壁的勇军。勇军连小学都没有毕业 —— 在他读四年级时,他的父亲——留给我印象的只是一个嗜酒如命的矮个子男人,因为和他的母亲拌了几句嘴,在快要过年的前几天的一个夜晚,跑到自家田里偷偷喝下农药自杀了。隔壁左右出钱出力赶在年前帮忙料理完了丧事,妇女们安慰着年轻的寡妇,大人们留心看守着失去了父亲的孩子。当除夕来临时,我们整个二队姓姜的人家,都没过好年。我们这些人比邻而居,其实是一个家族里许多个分支的重新组合。新正那几天,除了上坟祭祖时要讲规矩放炮仗,大人们相约着其余时间都不得鸣放鞭炮。等到寒假结束春回大地,勇军便选择了辍学,开始充当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开始负责自家几亩水田里的大部分活计——耙田、松土、灌水、下苗、插秧、薅草、撒肥、除虫…… 慢慢地,他从在田里被脾气犟的水牛给顶倒在地,到耙田时鞭子甩得啪啪直响吓得牛驮着犁耙拼命向前挣扎,他最早成为我们这群同龄人当中成熟的庄稼汉。他比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人,最快也最坚定地承认自己的农民身份。后来我回老家,还时常听到他训斥他儿子:“你个狗日的好好读书,老子就是吃亏在当年没有好好读书上面……”又有那么几次我和他在家门口闲聊,他会突然在附近正耍得起劲的儿子头上重重敲一下:“你个狗日的只晓得玩……要好好读书晓得不?将来跟这个爷爷一样,在城里过舒服日子……”我本想分辩一句,最后都是讪讪一笑了之。

少年同学当中的邹永山,没能够读高中,最是让我觉得可惜。在幼年时期,我曾执着地认为他和我是同龄人当中最聪明的两个。据此我坚信他考高中不成问题。然而事实是后来许多发生的问题是不讲什么道理的。他的哥哥是早我两年的大学生,考上的是荆州师范学院,毕业后回家教初中。有鉴于此,当听到永山不打算读高中时,我曾怒气冲天地闯入他们家,义正词严地责问他的父母。周家是我们队上少有的几个外姓。当年,姜大宝的爷爷死得很早,他的奶奶守着独儿子艰难度日,便和偶然逃荒到此的邹姓青年组成家庭,从这一层关系来看,我也算是邹永山的长辈,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来为他讨个公道—— 凭什么哥哥可以上大学而弟弟连高中的门槛都摸不着?我责问的结果是把自己的父亲给招来了。父亲二话不说揪着我的耳朵往家里领。我气鼓鼓地坐在堂屋地上叫着嚷着,母亲坐在矮凳上边拾掇着菜蔬边平静地告诉我:“咱们农村培养一个读书的娃娃多不容易啊!你没看见邹家老大出门打工两年都没回来吗?还不是为了节约几个路费?你再看看咱们队上咱们村里有哪户人家在供两个娃娃读高中……”后来永山没到十八岁就外出打工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回家过年,一直等到我参加工作后,才在某个寒假里见到他本人,那时他家里一片张灯结彩,他正领着从外地厂子里结识的新娘子到各家串门。在彼此对视的目光中,我不无伤感地意识到,就那么一下子,我们都从少年过渡到了成年,而所谓的花季雨季,不知什么时候被我们给弄丢了!

有一年春节,还是我刚刚读大学那会,住在村四组的小学同学赵红芳,提着礼品盒来到我家里。那时候已出了正月初七,节日里庆贺与问祝福的氛围也算是结束了,所以我对他的到来倍感诧异。有那么一阵子,两个人就在堂屋里干坐着,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起来。我们能够接上彼此话茬的,还是那些快要被风干了的小学往事。譬如,因为看武侠剧看上了瘾,我俩当年如何和其他伙伴组合在一起,号称“四大名捕”;又比如,某年冬季我们课间在学校后面结了冰的河面上玩耍,差点掉进冰窟窿里…… 温馨的往事并不能遮掩我们而今会面时的某些尴尬,第二天,我是在母亲的几番催促下,去他家拜访回礼——那时的我,对于所谓人情世故,总觉得有些虚假,对于所谓礼尚往来,也觉得不必讲究。次年的寒假,我们没有来往。又次年,还是彼此无交集。等到第三个年头的腊月里,母亲突然提及他,对我讲起了他的不幸遭遇:

“他被村五组一户姓李的人家看上了,要招他做上门女婿。他下面还有好几个弟弟,家里日子不好过。再说了,两家挨得蛮近,只是不在一个队上。这样的安排,也算是两全其美的事了。可惜啊……今年春上种稻谷的时候,他那个丈人家里要卖生猪,他过去帮忙,两只手抓着猪的后胯子,哪个晓得是没抓紧还是怎么回事,那猪后胯子一蹬,刚好蹬在下身上了,他当时就痛得昏过去了……那可是三四百斤的猪,你哪里晓得有好大的力气 …… 后来送到医院检查抢救,人倒是没什么事,但是人是‘不行’了啊…… 李家姑娘原先和他是订了婚的,这下拐(方言,”糟糕了“)了,自然是不能再做数了……后来?后来听人说是和他爹一道出门治病去了,一直都没回来……”

后来呢?后来的后来,他依然是杳无音讯。母亲能告诉我的只有,后来他们全家都搬走了。至于其他的,谁都不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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