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往常一样，每每到了大年初六这天，我就得告别父母，告别故乡，返回我在远在三峡的那个家。
父亲执意要用农用电动车送我一程。拗不过他，于是我们沿着门前的水泥公路出发，从村小队上一户户熟悉的人家门前经过。那会儿刚过了午饭时刻，有许多人在自家门前望着天，抽着烟，或是笑谈着什么。看到我们过来时，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就会大声地跟父亲打招呼，父亲也就暂时停下来，嘿嘿一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烟来递了过去，简单说几句，然后发动车子继续赶路。
这些和我父亲年纪相仿佛的老人通常会好奇地望着我，但是并不和我讲话。尽管他们是看着我长大了的，但长大之后的我又如何呢，他们其实一无所知。而且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我如今的身份是城里人，与一辈子长于斯老于斯的他们总是隔了一层。
当然，偶尔也有和我打招呼的，只是不多。比如，当我从昔日小伙伴大海门前经过时，他就喊了一句说，“这么快就回去了？”我点点头，“要上班了”。还有，当我从另一个小伙伴大勇门前经过时，他也喊了一句，“就回去了？这么快！”我“嗯”了一声后反问他：“你呢？你几时出门？”我知道他是过完年就会南下广东去的。可惜的是，我并没有听清楚他的回答——飞快行驶的车把他的答案抛在风中，也顺带扯断了我回望家乡的目光。
这些和我打招呼的大海、大勇，还有大宝、勇军、姜猛、姜开……，他们不仅是陪我度过童年时光的亲密伙伴，还是我同姓宗族里的侄子或侄孙，更是我小学时代的同学少年。在为期五年的小学求学时段，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同一个班级。当我上初一时，他们自然而然成了我的同校同学，只是不在一个班上。而等到我上初二转学进城后，我们就难以继续维持同学之谊了。后来我上了高中，读了大学，再到异乡工作，渐渐就成了他们眼中有些熟悉的陌生人。
我的这些同宗同学，大多数都没上过高中。还有些初中没念完就早早辍学了。后来我考上大学时，祖父还曾扳着指头计算我是村里的第三还是第四人。回首过去，在二十年以前的农村老家，家里有个高中生，还是件稀罕事，同时也是件苦“差事”——谁家选择让孩子读高中，就意味着将来准备送他去念大学。这长达七八年的经济投入，确实是一般农村家庭难以承受的。所以从某一方面讲，我当年其实是给全家人的生活发展拖了后腿。记得我刚读大学时，小队上已经有好几户人家修起了二层楼房，而等我大学毕业，修起了楼房的已过半数。然而我家日渐破旧的平房，还要在此后延续四五年，方能结束它的使命。所以从这些人人看得分明的物质生活条件来说，读书是件折本的事。这就像我参加工作以后过年时候回家，隔壁左右的老人对我透着客气与尊重，他们只是简单猜测着我一个月能拿多少工资，并没有多大的羡慕之色，但却明显眼红着那些腊月里在外打工返乡的年轻人，他们惯有的判断是——“肯定是发了洋财才回来的”！
我的这些没上过高中的同宗同学，在终结了自己的学业生涯后，一般先是由父母安排着去学习一门手艺。譬如，大海与大宝学的是木匠，大勇跟勇军学的是泥瓦匠，姜开学的是家电维修，姜猛学的是摩托车维修。当他们长到18岁左右，便是要跟着比他们年长的同乡“前辈”们外出打工，从这生活了十几年的江汉平原小乡村，一下子来到千里之外广东某地繁华都市里，开始进工厂上班，开始挣自己将来娶媳妇的钱，也开始经历或是最终收获自己的爱情故事。在后来若干个寒假里，他们会在鼻梁上架着厚厚眼镜的我的面前，大口大口地抽着烟，高声喧哗着玩扑克牌，肆意夸张地讲遇到的或听到的香艳故事，一边讲一边还时不时拿我打趣。那时身为大学生的我，在这些昔日同学面前，突然就生出了自惭形秽的感觉。渐渐地，不知是谁疏远了谁，假期里我总是呆在自己家里不爱出去，而他们扎推活动时也不再叫上我参加。大概要等到我们都由孩子成长为孩子的父亲，我们才会再度较为自然地挨坐在一起，絮叨着眼前生活的百般不易，期许着下一辈人能有个好出息。
这些人当中，唯一不曾出门打工的，是住在我右隔壁的勇军。勇军连小学都没有毕业 —— 在他读四年级时，他的父亲——留给我印象的只是一个嗜酒如命的矮个子男人，因为和他的母亲拌了几句嘴，在快要过年的前几天的一个夜晚，跑到自家田里偷偷喝下农药自杀了。隔壁左右出钱出力赶在年前帮忙料理完了丧事，妇女们安慰着年轻的寡妇，大人们留心看守着失去了父亲的孩子。当除夕来临时，我们整个二队姓姜的人家，都没过好年。我们这些人比邻而居，其实是一个家族里许多个分支的重新组合。新正那几天，除了上坟祭祖时要讲规矩放炮仗，大人们相约着其余时间都不得鸣放鞭炮。等到寒假结束春回大地，勇军便选择了辍学，开始充当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开始负责自家几亩水田里的大部分活计——耙田、松土、灌水、下苗、插秧、薅草、撒肥、除虫…… 慢慢地，他从在田里被脾气犟的水牛给顶倒在地，到耙田时鞭子甩得啪啪直响吓得牛驮着犁耙拼命向前挣扎，他最早成为我们这群同龄人当中成熟的庄稼汉。他比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人，最快也最坚定地承认自己的农民身份。后来我回老家，还时常听到他训斥他儿子：“你个狗日的好好读书，老子就是吃亏在当年没有好好读书上面……”又有那么几次我和他在家门口闲聊，他会突然在附近正耍得起劲的儿子头上重重敲一下：“你个狗日的只晓得玩……要好好读书晓得不？将来跟这个爷爷一样，在城里过舒服日子……”我本想分辩一句，最后都是讪讪一笑了之。
少年同学当中的邹永山，没能够读高中，最是让我觉得可惜。在幼年时期，我曾执着地认为他和我是同龄人当中最聪明的两个。据此我坚信他考高中不成问题。然而事实是后来许多发生的问题是不讲什么道理的。他的哥哥是早我两年的大学生，考上的是荆州师范学院，毕业后回家教初中。有鉴于此，当听到永山不打算读高中时，我曾怒气冲天地闯入他们家，义正词严地责问他的父母。周家是我们队上少有的几个外姓。当年，姜大宝的爷爷死得很早，他的奶奶守着独儿子艰难度日，便和偶然逃荒到此的邹姓青年组成家庭，从这一层关系来看，我也算是邹永山的长辈，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来为他讨个公道—— 凭什么哥哥可以上大学而弟弟连高中的门槛都摸不着？我责问的结果是把自己的父亲给招来了。父亲二话不说揪着我的耳朵往家里领。我气鼓鼓地坐在堂屋地上叫着嚷着，母亲坐在矮凳上边拾掇着菜蔬边平静地告诉我：“咱们农村培养一个读书的娃娃多不容易啊！你没看见邹家老大出门打工两年都没回来吗？还不是为了节约几个路费？你再看看咱们队上咱们村里有哪户人家在供两个娃娃读高中……”后来永山没到十八岁就外出打工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回家过年，一直等到我参加工作后，才在某个寒假里见到他本人，那时他家里一片张灯结彩，他正领着从外地厂子里结识的新娘子到各家串门。在彼此对视的目光中，我不无伤感地意识到，就那么一下子，我们都从少年过渡到了成年，而所谓的花季雨季，不知什么时候被我们给弄丢了！
有一年春节，还是我刚刚读大学那会，住在村四组的小学同学赵红芳，提着礼品盒来到我家里。那时候已出了正月初七，节日里庆贺与问祝福的氛围也算是结束了，所以我对他的到来倍感诧异。有那么一阵子，两个人就在堂屋里干坐着，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起来。我们能够接上彼此话茬的，还是那些快要被风干了的小学往事。譬如，因为看武侠剧看上了瘾，我俩当年如何和其他伙伴组合在一起，号称“四大名捕”；又比如，某年冬季我们课间在学校后面结了冰的河面上玩耍，差点掉进冰窟窿里…… 温馨的往事并不能遮掩我们而今会面时的某些尴尬，第二天，我是在母亲的几番催促下，去他家拜访回礼——那时的我，对于所谓人情世故，总觉得有些虚假，对于所谓礼尚往来，也觉得不必讲究。次年的寒假，我们没有来往。又次年，还是彼此无交集。等到第三个年头的腊月里，母亲突然提及他，对我讲起了他的不幸遭遇：
“他被村五组一户姓李的人家看上了，要招他做上门女婿。他下面还有好几个弟弟，家里日子不好过。再说了，两家挨得蛮近，只是不在一个队上。这样的安排，也算是两全其美的事了。可惜啊……今年春上种稻谷的时候，他那个丈人家里要卖生猪，他过去帮忙，两只手抓着猪的后胯子，哪个晓得是没抓紧还是怎么回事，那猪后胯子一蹬，刚好蹬在下身上了，他当时就痛得昏过去了……那可是三四百斤的猪，你哪里晓得有好大的力气 …… 后来送到医院检查抢救，人倒是没什么事，但是人是‘不行’了啊…… 李家姑娘原先和他是订了婚的，这下拐（方言，”糟糕了“）了，自然是不能再做数了……后来？后来听人说是和他爹一道出门治病去了，一直都没回来……”
后来呢？后来的后来，他依然是杳无音讯。母亲能告诉我的只有，后来他们全家都搬走了。至于其他的，谁都不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