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有依靠自己,不能混着活下去

我是陕北人,清涧县,家是农民家庭,父母现在还在农村种地。

小时候,家里人口很多,弟兄姊妹八个,那时候农村不计划生育。家里很穷,我是老大,七岁时家里不能养活我,把我寄养给另一个家庭。

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饥饿,父亲是一个字不识的农民,性格很软弱,活得很窝囊,过的完全是被抛弃的生活。

别人家的孩子把你打一顿,回来后希望得到家里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他们再打一顿,不要惹事。

所以,在社会上你只有依靠自己,而不可能依靠任何人,这是我那时认识的第一个问题。既然要活下去,就得靠自己。

01

家里把我送到伯父家里,那是延安地区很远的一个县,我几乎没有考虑就答应了。人很小,在家里也无所作为,朦胧地想出去情况会好的,那地方吃的东西多。

七岁时离开家庭,由父亲带着,心情很难受,感到孤独。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早晨,穿着破烂的衣服,一双新鞋,穿起来特别艰难,底层都穿破了。

一路上要饭吃,到伯父家,父亲只揣两毛钱,第一天在清涧县城待一天,第二天黎明穿过这个县城,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个卖油茶的老头,穿着破烂的衣服。

伯父也是农民,没有孩子,我到了这里可以上学。上学很艰难,很穷。好在学校离家五里路,可以回家吃饭。

当时,衣衫褴褛,裤子破了不敢到别人面前,有人恶作剧,专门把我拉到人群里,惹得哄堂大笑,我很伤心。

小学念完后,就上中学。伯父不让上,他没有孩子,养我是为了照料他晚年的生活,那时就被确定当农民。

为什么让我上学呢?那时是集体制,农民的观念,有一个读书人,认得工分,认得帐就行了。而念完小学,可以达到这个水平,家里便不让我继续读中学了。

当时社会十分混乱,中学要到县城读书,带着家里的粮食,换成粮票吃。不让我念书,心里很难受,这些在小说里有体现,通过不同人物来体现。

当时我与家里达成一个协议,我可以不读书,但是能不能考一次试,考上了,说明我有能力,不让上学,原因是你们大人的。

我参加了考试,县立中学,一两千考生,竞争激烈,只录取二三百人,我名列前茅。

但随着通知书的到来,意味着我从此失学。

02

我心不甘,既然考上了,就要上。就和家里对抗,这是我一次最重大的选择。伯父当时把劳动工具都准备好了,和他并肩作战。

我无动于衷,把工具统统扔在河滩,跑到县城,找到同学,都是些小朋友,有些江湖义气。他们帮助我,两三个小伙伴让家里大人帮着说,开学已经半个月了。

当时规定,十天未到,学校就不让上学。有个大队书记和校长认识(那时候我就会走后门了),说情,理由是贫下中农的儿子,做工作,这才让上了中学,很困难。这在我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有所表现。

家里不承认我的行为,说我是非法的。既然上了学,勉强承认了。每月只给25斤粮食,这是和家人谈判得来的,在中学,这些粮不够吃,学习完后,在野地里找乱七八糟的东西吃。

后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参加了文革,和那时青年一样,狂热,一样盲目,思想的、精神的、行为的,各种考验折磨都经受过。

回到农村,在小学教书,有过许多梦想和爱好,没想到会当作家。那时梦想当国际刑警侦探,在飞机、火车上和坏人作战,作后把手铐戴在坏人手腕上。还想做国际问题研究,给X部门提供一种意见。总之,都是有刺激性的东西。

后来,喜爱看书,看书是一贯的,范围广,读了许多其他的书,接触了一些文学着作,感到在这方面有才能,试着写一些东西,自尊心建立起来。

规定一年内读什么书,学外语——俄语,锻炼身体,主要受毛主席青少年时期的影响,后来也荒唐地试过一次,在大风大雨中跑到山上。

在县城做过零星的工作,做过宣传工作,县剧团当过编剧,宣传过毛主席着作,这一时期干得很混乱。

七三年推荐上了大学,是工农兵学员,那些大学都不要我,最后延大收留了我,学习三年,到《延河》编辑部,一直到八二年,专业创作。

03

现在谈一谈文学方面的经历和活动,谈我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的情况。

《人生》是我三十岁左右的作品,已成为历史了,明确带有青春的影子,反映了我那时的精神的敏感。是不成熟的东西,但还能继续。

放在当时的环境中考察,这是一部挑战性的作品。大学时,上课不正常,靠自己学,零零星星地学。

我自己建立了严密的学习计划,学习靠自觉,这很重要。我认为人的觉悟期越早越好,当然有些人终生不悟,这是个别情况。

那时侯就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怎样生活?混,很容易,但我不愿意那样,自己得对自己负责。

学习计划很严密,自己学俄罗斯文学,欧洲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些比较可靠,是些代表性作品,沿着这些,自己找书读,阅读了各个时期大部分东西。我把时间分为正式时间和业余时间,这是我的正式时间。

另一种在阅览室,买个饼子,不出来,把当时的文学杂志从创刊号读到终刊号,几乎全部所有的文学杂志,见到了整个文学发展的面貌。

最大不满是中国文学,最大不好就是篇中人物,好人是好人,坏人是坏人,这些和古代比起来,古代就不是这样。

对十七年的文学也不满足。“四人帮”打倒后,出现了许多轰动的作品,我还不满足,这些只不过把原来的人物倒个个儿(好人成为坏人,坏人成为好人)。

从艺术上来说,很简单,离文学比较远,我就想尝试一种挑战性的东西,让评论界分不清是好人还是坏人。

三岁小孩都知道你是坏人,刘心武蒋子龙都逃不脱这种模式,仍然在原来的轨道上滑行,仅仅是内容造成的轰动。我有勇气,有信心来挑战,来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人生》的思想背景和动机。

我当时认为我抓住了一些东西,最起码对中篇来说,我会提供新的东西。写作处于封闭、狂热的状态,在陕北一个县城招待所写成的,共21天,鼻子、嘴溃烂,写作是一种熬煎。

整晚整晚都在招待所院子里转来转去,招待所领导半夜拉开窗帘往里看我干什么?认为我是神经病,就给县上领导反映,县上领导对他说人家写东西,不让打扰。

那是全身心的投入,睡觉时睡不着,工作十八九个小时,背着手稿走了一圈。《人生》在精神上准备了好几年,结果引起了争议,我当时就意识到,我知道会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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