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3日13时06分，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下属企业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元”）收到了一封加急求助函。函件的发出方为武汉市城乡建设局，他们请求中国中元对武汉市建设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应急医院给予支持。
一个小时后，2003年设计制作的小汤山医院“非典”病房建设图纸传到了武汉。这份图纸正是出自中国医疗建筑设计泰斗黄锡璆之手。
1月24日上午，年近八旬的黄锡璆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走进会议室，一进门他就急着查看火神山医院布局图。他还带来了自己手写的“请战书”，里面写着：“与其他年轻同事相比，家中牵挂少，具有‘非典小汤山实战经验。”
临危受命建“非典”病房
从业的50余年中，黄锡璆累计完成全国各类医院工程设计200多项，是国外同行一生成果的5至10倍。在这些工程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小汤山医院“非典”病房。
2003年4月23日，北京“非典”病患人数剧增，医院病房床位不够用，医务人员也出现了感染。北京市住建委连夜部署，由北京住总、北京城建、北京建工、中建一局等北京六大建筑集团公司合力抢建小汤山“非典”定点病房。
当时，62岁的黄锡璆眼疾尚未完全康复。接到通知后，他带病坚持连夜手绘出设计草图，“没有第二种设计方案，没有多余的时间”。
那时，他每天都奋战在第一线，忙碌到深夜，有时到家已是凌晨3点多。但无论忙到多晚，翌日早晨8点，他又准时来到小汤山建筑工地。施工现场没有桌子，黄锡璆就蹲在马路边画图纸。
当年，受场地和材料限制，“非典”病房每一阶段的设计图纸都有所不同。为了尽快出图，黄锡璆带领设计团队24小时接力画图。“设计团队有30多人，现场7000人等着我们的图，大家都很着急。”
在非常时期建设一座病房，是一项特殊的使命。上级要求三天三夜完成任务，但黄锡璆认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建成的病房无法在隔离、通风、防止交叉感染等方面达到烈性传染病病房的标准，也会对医务人员的安全造成重大威胁。为此，他坚守原则，一次又一次地与相关单位和部门沟通。
最终，经过七天七夜的努力，设计团队交出圆满的答卷，一座高标准的“非典”专科医院拔地而起。
小汤山医院在之后的两个月内收治了全世界十分之一、全中国七分之一的“非典”患者，治愈率超过98.8%，1383名医务人员无一感染，做到了患者治愈高、医务人员零感染，为北京市有效控制“非典”疫情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被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称为“医疗史上的奇迹”。
虽然这个仅使用了51天的病房已于2010年被拆除，但在当年，小汤山医院“非典”病房的影响力非常大。
归国参加祖国建设
黄锡璆出生在印尼一个华侨家庭。父母为他取名“锡璆”，是希望他能平安吉祥、怀瑾握瑜。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印尼政局不稳，时有动乱，当地人经常抢劫中国人的商店，华侨成为寄人篱下、低人一等的“海外孤儿”，这让幼时的黄锡璆对“家”和“国”产生了强烈的向往之情。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批又一批爱国青年北上归国。
本来，黄锡璆的父母希望儿子能够留在印尼，继承家业。黄锡璆却说：“祖国获得新生，年轻人应该回国学本领，参加祖国建设。”
1957年5月，正在上高中二年级的黄锡璆泪别父母，在海上漂泊了五天五夜后，终于来到悬挂着五星红旗的深圳。“入境了！到祖国了！”随着人们的一声声高喊，黄锡璆也兴奋不已——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后来，黄锡璆被安排进入南京五中，插班读高二，并在1959年考入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正是在这里，这位建筑大师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当时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人才济济，有和梁思成并称“中国建筑四杰”的杨廷宝、刘敦桢、童寯老教授，以及多位国内知名的建筑大师。
黄锡璆后来回忆：“老师们的治学精神对我影响很深。有很多老教授是退休后又回来授课的，像童老就给我们上过博物馆设计课。我在这种环境中受到熏染，立志要向老师们学习。”
大学毕业后，黄锡璆进入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设计院（中国中元前身），一待就是一辈子。“我们那个年代，在毕业分配时强调服从祖国需要。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第一志愿。对我而言，只要能学以致用，到一个可以发挥自己专长的地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