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剩女”:县城太缺好男人(2)

她列出一系列令她不舒服的细节:男孩约女孩出门吃饭,大多选在晚上十点以后,加上当地很多“未婚先孕”的案例,她总怀疑前者居心不轨;部分男同事结婚以后从来没在朋友圈公开过妻子的照片,却热衷于晒孩子;她的前一个追求者——同单位的男同事,单方面对她宣布自己的喜欢后,开始无穷尽的骚扰,美其名曰为“爱的表现”。

然而,这名追求者被明确拒绝后,不仅将她拉进了黑名单,还在三个月后火速“奉子成婚”。

林楠想反驳“县城女生单身是因为眼光高”的观点,“是这些男生太赤裸裸地表现出,我就是要找个人结婚生子”。

曾余欢也说,她最早只想找一个尊重女性、思想匹配的伴侣,但无论是身边同事还是前男友们,都令这样的想法泡汤。

她工作后的第一任男友,是同事的亲弟弟。那时,曾余欢26岁,到了周围人嘴里“再不找对象就嫁不出去”的年龄,她内心也有些波澜,答应了那个她内心并不喜欢,但家庭条件尚好的男生。

双方接触的半年时间里,曾余欢打从心底感到痛苦,“连牵手,我的内心都在抵触”。她最终因为发现两人三观不合,选择不再忍耐。

一次,她与前男友讨论一个案子:一个农村女孩未婚先孕,男生跑了,女孩的妈妈把生下的孩子卖了,并理直气壮地说:“我没错呀,那总不能把他掐死吧?”

前男友却认为这很有理:“她说得没错啊,总不能掐死吧?”

曾余欢对这个细节印象深刻,认为双方存在智识的差异。

她后来还交往了一个长相帅气的男友,他喜欢健身,同是211毕业的体制内公务员。但因为“总催着我和他发生关系”,两人还是以分手告终。

分手一段时间后,在28岁的某一天,曾余欢说,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很幸福,享有父母的宠爱,什么都不用害怕,“渐渐地有了自信,我可以配得上任何人。”

“女生可以一辈子不结婚,没必要着急找,找不着就不找。”

后悔吗

已经结婚生子的李伟无法完全理解这样的变化。他在六年间经历过三次工作调动,每去一个新单位,都会有几位大龄剩女。

他将原因归咎为县城圈子窄,而且周围人达成了诡异的默契——“体制内和体制外几乎不通婚。”

林楠承认,体制内女性都偏好于找体制内的,“要正式编,不能是临时工”。原因是他们收入稳定,且进入体制前都通过了严格的体检,相当于做了一次大筛查。

在李伟眼中,女性的择偶相当现实,他总结,女孩找另一半有一套鄙视链——“女公务员或教师都优先选男公务员,不太喜欢男教师”。有些女性还会判断男性未来的仕途,来决定是否与其共度余生。

而男性相反,对象是公务员、医生或者老师都不重要,“主要看脸”,他表示。

教授欧阳静认为,自古以来,择偶梯度都作用于男女关系。“现在这样的标准已经不算高了。在以前,女生是农村人,想嫁到城里去,这才是标准高。”

“一个公务员嫁个公务员,条件是同等的。”而欧阳静调研发现,要想结束单身,很多女性只能选择“下嫁”,这亦是家境好、优秀的女性“剩”下的缘由——她们更难降低择偶标准。

如此窘境,似乎从女性选择回到小县城生活开始,便不可避免地存在。她们在个人事业、经济条件上处在小城的高点,却找不到心意相通、思想匹配的伴侣。

她们不被理解。刘雪说,总会听到周围人对自己的闲言碎语,她自己也不免感到焦虑:“年龄越来越大,担心生育困难。”她曾后悔回到家乡,“城市太小,有个芝麻大的事所有人都知道了,流言蜚语止不住。”

林楠也后悔过,她说,当年报考的时候没有预料到,小镇与市区相隔不远,人的思想开放程度却有如此大的差异;她所在的体制内环境封闭,人际关系却十分复杂。

这份工作是她花了三年才考上的。第一次考试是大四毕业那年,后来在私企,她边工作边备考。直到2018年,她将备考目标由事业编和公务员调至考乡镇,才最终“上岸”。

乡镇工作直面一线基层,林楠什么事情都要参与。打疫苗负责发动、接送、宣传;刮台风,要走访、转移人员。大多数时候,林楠没有周末,她要下乡服务村民,把心思放在脱单的时间更少了。

但说起做公务员,她从未感到后悔。她担任驻村干部,加上补贴,月薪可达7000元左右,在海口已是上游水平。单位提供了几十元月租的公租房,因此她每月最大笔的开销是车贷。

经历了三年的乡镇体制内生活,林楠对婚姻不抱太多期待,暗自下了决心,“如果35岁没结婚,就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见到朋友圈有人秀恩爱时,她只偶尔感到焦虑,但转念一想,“指不定在家一地鸡毛”——她见证过太多这样的故事了。

曾余欢也决定,“宁愿一辈子单身,也不将就”,她不愿像周围能力突出的女性一样低下头颅,进入婚姻后堕入“丧偶式育儿”的深渊。于是,她很早为自己买好一套60平方米的二室一厅,刚刚还完房贷,“等父母老了,可以跟着我过来。”

她最近在听《华夏巾帼志》,那首歌的副歌唱道:“我可执一人手偕老,亦可独一身以求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