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学问成就的深浅，可以从他的生活修养中看出一些端倪，因为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对于学术工作影响极大。治学本不是件轻松的事，近代学术工作日趋复杂，步入分工专精之途径，但又不能不相当博通，史学工作所涉尤广，更为不易。个人以为，要想在学术上有较大成就，只在学术工作本身下功夫，还嫌不够，尤当从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方面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想达成这一目标，须要真能做到：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这句话等于是我的座右铭，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据我的体验与观察，前六个字还比较容易做到，后六个字却极不易做到，而这点尤与人生修养有关：我觉得生活享受绝无一定的标准，要不满足，无论多好享受仍是不能满足；要满足，就随时都能满足。
古人说“知足常乐”这一点我是真正能体验到，惟一常感不足的是学术工作。我常自己反省，觉得我非贪人，但对于学术工作却很贪，既欲精深，又想有相当宏通，如此就不免随时努力去做。从这一点看来，自愧仍非达人！
要想在学术上有相当成就，必须有健康的身心：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
记得在初中读书时代，实颇用功，尤不爱运动。长兄有一次信上劝我注意身体。他说身体如一只船，学问如同载量，船不坚固，甚至破坏了，如何还能运载！此语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要想身体健康，自必生活有节度，饮食、寒暖、运动、休息，皆当注意节度，此不待言。而心理健康，亦同样重要，并且大有影响于身体健康。
学问是由心力与时光交织而成，缺一不可。但一个人无论身体多健强，精神心力都有限度，时间更是有限度。要将自己有限度的精神心力集中在治学工作上，始能有成，若不能精神集中，将心力分散到其他方面，则学问必不能有多大成就，其他方面也将会失望。
治学的动机不在学术而在成名，名已成了，真正学术工作自然也就停止了。何况更进一层说，名头太大，对于治学也有妨碍。只就我所及见的前辈学人说，似乎只有陈寅恪先生未为盛名而影响了治学工作，其他享大名的史学家几乎无不受了盛名之累。
就“权”与“位”而言，尤于治学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谋取权位不但要分心力分时间，而取得之后，仍有麻烦。位愈高权愈重，麻烦愈多，不仅因为有权位就有职务要做，而且世俗趋附，习于请托，有权位必然应酬大增，为职务为应酬之不暇，何能一心一意地浸润在学术中！
记得1941年，我自武汉大学毕业，到成都从宾四师继续读书。一晚散步中庭，师谓我曰：“你将来治学有成，必无问题。但中国人做学问的环境并不很好，在未成名前，找一碗饭吃都有困难，一旦成名，又必为多方面拉扯，做这样，做那样。你要切记，到那时，不要分心旁务！”这一番训诲，就是教我要有定力；至今记忆犹新，不敢忘，影响我的治学亦极大！
做事做学问都不能不有相当固执，但也要得中庸之道，不能过分固执有拘泥执着之病。我所说的“固执”与“执着”只是一种性格的两个阶段，很难指出其分野；要在各人自己体察，“允执厥中”。即固执应适可而止，不要过分；也可说是能抓得紧，也能放得开。也就是坚守一定的原则，而因应现实情况，灵活运用，不要死执一点，不能随宜变化。这对于治学大有关系，相信做事也当如此。
选自《治史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