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黑夜借给了谁

楼下燃烧着七扭八歪的黄色纸钱,孩子们一边嬉闹一边上香。对面二楼有人在打麻将。那些噼里啪啦的声音,似乎并不悲伤。

早春的夜,带着几丝寒意。我坐在门槛边的小矮凳上,看着在堂屋地板上躺着的婶婶,不知道她有没有觉得冷。

门外的几个亲戚正围成一团,叽叽喳喳地商量着。大家在忙碌中好像忘记了我,我也好像隐匿在了忙碌中。

我试图说几句话,但是张开了嘴巴,句子埋在喉咙里,被过分的冷静吃掉了。

我很久没有在夜晚出门。如果不是今天这个晚上,我对夜晚的感知仅限于我端坐在长方形书桌旁抬头看到的飞虫,它们总是不顾一切地撞向北欧圆灯,然后,慢慢地被吸在发热的米白色灯罩上,一点一点变得黏稠,悄悄融化成一具干巴巴的躯壳。

堂哥看见我,眼神有点儿诧异,说,小真,你怎么来了?

我来送送婶婶。

婶婶安静地躺在那里,身下是淡黄色的草席,瘦小的身子,被簇拥在大红色被子花开富贵的图案中。她应该很久没有吃过需要咀嚼的食物了,她的嘴看上去快要萎缩了,两颊瘪瘪地垂下去,像个括号。她紧闭着眼,不再和世界对视。

从确诊到现在,只是三个月。堂哥说,太快了,我们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我说,她走了,也是一种解脱。

堂哥说,就怕她不舍得。

我说,她舍不舍得,已经不重要。我们要舍得。

我对自己的冷静非常满意。堂哥的眼泪憋在眼眶里,久久没有散开。

烧了纸钱,就是磕头。我跪在暗红色带有污渍的蒲团上,身体前倾,完全不在意身上的背带。我的脑袋可能像个熟透了的柚子。当脑门触碰到地板的一瞬间,我才发现,真的冷。

从我现在的角度看过去,我能看见婶婶的下巴上那块浅浅的疤。

这个疤是我妈妈慧子弄的。

慧子喜欢画水彩,在她那间宽敞的画室里,一画就是几个小时。她常常忘记时间,以至于我常被饥饿折磨得号啕大哭。多亏婶婶来了,她做的葱香排骨,有家的味道。

我爸爸一如既往地在外面流连。他和慧子就像两个演技拙劣的演员,在我面前上演着一出哑剧。

冬夜如冰,寒风料峭。一个穿着鹅黄色大衣的女人来敲门。她一直在咆哮,挥动着她的双手。我躲在房间,偷偷看到了她高高凸起的肚子,也看到了慧子的笑。慧子的笑好像从树梢上露出的半抹月色,浅而淡。

后来婶婶说,等那个女人一走,慧子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从画室的桌子上一把抓起了剪刀,平静而绝望。婶婶想要拦住她。白色的刃,掠过屋子冰冷的空气,划到了慧子的手腕,也在婶婶的下巴上留下了一道淌血的痕。

谁知道你妈妈有这么大的力气,平时看她斯斯文文的。婶婶摇摇头叹息地说。再后来,婶婶带着我。自家亲戚,比外面的保姆要实在得多。我爸爸说这话的时候,就像一个毫无感情的机器。

我开始讨厌回家,我害怕和陌生人接触。我感觉自己好像被一层厚厚的水泥封住了身体,在现实中动弹不得。我甚至开始害怕夜晚,抗拒黑色的纱网笼罩身体的那种压迫感。

我不想吃饭,也不想睡觉,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睛,看着黑夜幻变成白天。躺在床上,我会幻想三体文明会从屋子的哪个角落入侵,贞子会从我床下还是脑后冒出来,这栋楼如果突然爆炸我会不会被烧得很疼……有时候在梦里刚刚想要看到某个期待已久的答案,结果就被人拉了一把似的立刻惊醒。直到耳边听到清脆的鸟叫声,看到窗外微微发白的晨光,我似乎才得到解脱。

我把黑夜借给了谁?我自己也忘记了。

婶婶会在我数着灯罩菱形波纹的纹路时,伸个脑袋,歪着脸对我说,小真,我们去玩一个游戏吧?输的人,就要喝一口汤。那种深褐色的汤,是婶婶去老中医那里找来的,功效是安神。我知道,大人们都希望我能够乖乖地喝下去,然后沉沉地入睡。我瘦了好几圈,身上的棒球服宽大得简直可以塞进两个同样的我。

休学之后,在家里发呆就名正言顺了。我会从这个房间飘移到另一个房间,也会从这本书飘移到另一本书。白色的洋桔梗,在阴雨的夜发出美妙的清香,像是在街口被人迎面递上一杯滚烫的奶昔,甜腻有趣。它能让我忘记晚上从心里升腾出的不安和焦躁。婶婶经常会拍拍我的脊背,让我躺着的时候舒服一些。这两年,她搬到了我的房间,生怕我半夜突然坐起来,找不见人。我已经习惯睁开眼,第一个看到的人,是婶婶。

可突然间,婶婶就躺在了冰凉的地上。原来,死亡是从来不和我们打招呼的。

没有她的这几个月,我好像又回到了循环播放黑夜的频道,无休止地看着灯罩上的虫子,会把脑子里面稀奇古怪的故事又编一遍,等待天亮。

磕完了头,我拉了拉身上的背带,直起了身。堂哥带着疑惑,望向我身后的慧子说,小真,她……我依稀记得那天晚上婶婶找到我的时候,我正站在大马路上,四周都是陌生人。我好像被巨大的耻辱焊住了双脚,我想动但是动不了,我被焊死在了黑夜里。婶婶一边哭,一边脱下她的棉衣,帮我挡着发抖的身体。她用她苍老的手抱着我,心疼地说,小真,别怕,你是个好孩子……

我把背后的东西挪到胸前,那是一个有着大大眼睛的洋娃娃。我抱着她,微笑着,就像抱着小时候的自己一样。

今天晚上,也许我将不再失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