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我跟随母亲四处漂泊，学了很多地方的方言。
我11岁时，母亲嫁给一位煤矿工人，我也随之在山西和内蒙古边界的一片矿区中定居下来。不过当地的方言我怎么也学不会。
他们把鼻涕叫“能带”，把没眼色叫“眼蓝蓝”……我根本无法理解字义之间的逻辑。在当地小学当了插班生之后，同班一个叫“张二拐”的孩子冲我喊：“给你俩笔兜！”
我先说“谢谢”，然后才问“笔兜”是什么意思，围观的同学随之爆发出一阵大笑。回家问继父，才知道是“耳光”的意思，我哭了。
晚上，母亲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要懂事，有困难先忍着，记住，只有好好学习，你才能离开这个落后的地方。”
母亲说得没错，这片矿区地处偏远，最近的镇子都要坐40分钟的班车才能过去，大地上千疮百孔，到处是小煤窑，煤灰覆盖着所有道路和房屋。这里还缺水，我初来这里一个月都没法洗澡，有天晚上掀开衣服，我惊恐地发现肚皮上有一层鱼鳞状的黑垢。
更伤心的是，周围的同学始终把我这个“外来户”当异类。
尽管难以融入群体，我还是积极学习当地方言，想以此尽快摆脱“外来户”的痕迹，但学来学去，我嘴里总像塞了一包沙子，学成了四不像。我也不愿说普通话，因为一开口就会收到周围射来的异样目光。半学期后，我索性放弃了跟同学们交流。
我始终牢记母亲的叮嘱，勤奋学习，插班来这儿的第一次期末考试，我就成了全班第一。倒不是我学习好，只是这里的孩子认真读书的不多。
我的成绩打破了此前周月梅保持的纪录。周月梅是班长，一个胖胖的短发女孩。因为相貌和体形，她长久以来也遭受着同学们的捉弄和嘲讽，于是就把精力全放在学习上，成绩自然好。
新学期，班主任任命我当学习委员，和周月梅搭档管理班级事务。
当然，同学们没什么好管的，我俩也管不了，唯一实质性的工作，是每天放学后留在办公室，协助老师批改当天的课堂作业。
相似的境遇，让我和周月梅成了朋友。办公室只有我俩时，我们就从单纯讨论答案对错，慢慢变成一边批改作业，一边聊各种话题。
周月梅性格乖巧，喜欢抿着嘴笑，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女孩子，独处时的她并不是平时低头不语、郁郁寡欢的样子。她说之前听我讲普通话挺好听的，我就问她，现在我的口音像不像本地人了。她说还是有些不像，但再练一学期肯定就一样啦。于是，我就向她请教一些字词的发音问题。
我们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都舍不得走，故意慢慢批改作业，好让一天中唯一愉快的时光多停留一会儿。
有一次，周月梅忽然扔过来一个作文本，捂着嘴笑：“你看张二拐的这句话。”
我一看，估计是张二拐走神了，把一句“不叫么”写进了作文。
“不叫么”是矿区常用方言，意思是“不对”。
别看平时学生们说话甚至老师讲课都用方言，但在作业中必须用漂亮的书面语。把方言写进作文，是一件很土气、很丢人的事。
我陪着周月梅一起乐，意犹未尽时，我说：“要是用方言写一篇作文，那肯定更好笑。”周月梅说：“要真有人那样写，绝对比笑话还好笑。”
我拿过我的作文本，激动地说：“我写一篇，你看看。”说完，我飞速写了一篇小作文，把这大半年学会的本地方言基本都用上了。
写完给周月梅看，她只读了头两句，就仰起头捂着肚子大笑，随后在东倒西歪、眼泪四溢中才读完。
读完过了好久，周月梅才冷静下来，她说，我的有些用词还是不准确。也许是觉得特好玩，她也即兴提笔，用方言写了一篇作文，随后给我讲解，什么语境应该用哪个词。
那天我们批改完作业，天已经黑了，我和周月梅在校门口饿着肚子道了别。但我由于太兴奋，忽略了一件事，我那篇用方言写的作文忘了撕掉，和别的作业一起放在语文老师的办公桌上了。
第二天，语文老师把我这篇小作文拿到课堂上念，引发了哄堂大笑，我羞得把头埋进桌斗里。老师却猛拍桌子，训斥大家：“有甚可笑？你们谁能把作文写得这么活泼有趣？”
我有些意外，慢慢抬起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