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做演员

老爹爹发恩德将本修上,

明早朝上金殿面奏吾皇;

倘若是有道君皇恩浩荡,

观此本免了儿一门祸殃。

——京剧《宇宙锋》

七岁那年,我被拉着手,送进了科班。我的父亲与班主签订了官书契约,从此我便归属于戏班,失去了自由。

早晨四五点的京城,天寒地冻,凉意袭人,我在师兄弟的带领下,起床喊嗓子,练功。初入科班的我,并不懂得如何正确地喊嗓练功,却也没得到任何的优待,师父在教过一遍之后,再不学会就棍棒上身了。这样的练习一直到晚上十二点,精疲力尽。

几周过去,我逐渐熟悉科班的生活。每天早上我们起床后,自己踢腿练功。半个时辰后,师父起床。我们给师父奉上茶水,师父给我们练基本功,说唱词。午饭之后,稍微年长的师兄去剧场跑龙套,而我们这些刚入科的弟子则留下继续练习。

师兄说,这样的生活他已经过了五年,还有两年就能熬出科了。而我,才刚刚开始。在科七年,学徒没有自由,生死存亡皆由师父掌握。

科班的练习是不人道的,没有任何文化的我们,对戏文的内容一知半解,师父念一句,我们念一句,背不下来即遭到师父责打。稍难的身段,师父也并不会顾及是否受伤。嘴里念着才子佳人,唱着帝王将相,自身却毫无自由可言。每日只有练功和挨打。

时间一年年过去,在师父的指派下,我学了老生。几年的时间,我经历了科班里的种种。我不是最有天赋的那一个,但几年下来,也学得有模有样,得到了一些演出机会。

七年转瞬,我已记不清自己挨了多少打,多少罚;多少师兄弟入了科却再也没出去过;又有多少师兄弟出科能成角儿的。中间有的师兄弟音嗓音条件不合适,再也没有唱戏,转拜老师父学盔箱或者乐器。

盔箱师傅是管服装、头饰的师傅,他们不仅要保证我们每次演出的盔头、服饰都是正确的,还包括给演员勒头戴盔头,这也是一门专业要求很高的技术。如果演员盔头没戴好或没戴紧,在舞台上“掭”(掉)了,就属于严重的舞台事故。与他们学习,并不比学戏舒坦。师傅们要准确记得每一场戏的所有角色的衣服、头饰。“宁穿破,不穿错”,这是戏班的规矩。

我出科之后,根据规矩,还要为师父义务唱两年戏,才能正式有自己的收入。这时的我们,和在科时并没有任何区别。

我深知自己的天赋不足以成角,维求能挣点钱养活自己罢了。在结束为师父唱的两年戏之后,我进入了一个营业性戏班,跑跑龙套,偶尔客串几次里子老生。就这样,我正式地开始了自己的演员生活。

有一年,我在路边买馒头,突然发现摊主十分眼熟,仔细一看,是一位比我大几岁的师兄。

我依稀记得他出科之后,加入一个戏班,是大家眼中,有望能挑大梁的那一个。多年不见,我不知道师兄为什么在路边卖馒头。

师兄也认出了我,他告诉我,自己前些年嗓子还好的时候,遇上了“国丧”百日,无戏可唱,没有演出收入,被迫改行,不再唱戏了。现在的他,娶了相熟琴师的女儿为妻,生了个女儿,以卖馒头糊口。

在这个百姓生活得不到保证的社会中,听戏并不是什么必要的活动。我们的演出常常是堂会、庙会、红白喜事等,并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

有一年,宫里突然来我们班招角儿,点名要我那位唱出名的师兄进宫唱戏,并在宫中充当教习。进宫之后的师兄身价大涨,有了相对可观的收入。

我们在羡慕师兄能进宫当差的同时,师兄的处境却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舒适。他不仅要给宫里的太监们排戏演戏,还要参与宫里的演出。遇上宫里的人不开心的时候,同样是棍棒加身。

师兄说,在宫里当差,不过也是奴才罢了。老佛爷要在颐和园看戏封赏,即使下雨,也要冒雨等赏,只能在水中磕头,不准进后台避雨。

据师兄说,宫里被选作扮戏的太监,大多年幼。他们学戏时受的苦,与我小时在宫外科班受的相差无几,所以也时常有宫中太监逃跑的传闻

皇族们的应节承应、大婚、生辰等都要进行演出。如太监年老嗓音下滑,不合适演出,则还要回去当差。伶人太监受苦虽多,但偶尔也享有一些特殊待遇。

文献记载:“二十四,查得嘉庆四年四月二十二曰,上赏地二顷八十五亩,内赏给长寿四十亩。赏给南府、景山外边学生等二顷四十五亩。外有地一段,计五十八亩,赏给才保九如每名二十九亩,其五十八亩。赏给南府、景山太监地六十亩,以上共地四顷零三亩。”

随着朝代的没落与沦陷,能人志士不断寻找着中国的出路,人民的思想逐渐开放起来。伶人们也开始积极地进行戏曲改良,演出内容有所改变。商业化的戏班和包银制度在大城市之间开始流行。我们能获得比以往更多的报酬,也得到了社会地位的提升。

这时候的我,也开始作为教习,教一些刚学戏的孩子。学戏依旧是苦的,孩子们应有的练习并不比我小时候少,但是社会风气的转变,也让他们不再会成为班主的“奴隶”。

在戏曲新思潮的影响下,戏曲在剧目上做出了众多的改变,排演了许多针砭时弊的作品。

耄耋之年的我,愿与你们讲述这些年我经历的梨园行,活到现在,我是幸运的。

我看着梨园行的兴衰,看着这个社会的变革。如今的我,即将故去,为你们留下这故事,为梨园行留下这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