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在北京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决定了大运河文化带作为古都文脉的历史地位。大运河流淌着北京人的血脉，沉淀着北京历史的涓埃。2022年，《北京纪事》将架起一叶“专栏”小舟，邀您于大运河的历史、地理、文化、故事与传说之间徜徉浮泛。
18世纪末，英国在印度已经站稳脚跟。1792年，以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之名，向中国派出了后世知名的“马戛尔尼使团”，希望中国开放通商口岸，与中国建立直接通商关系。这被视为中西交往的大事件而被反复提及。
1793年，乔治·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作为英国访华使团的副使，随团出使中国。斯当东将沿途所见所闻详细记载下来，写成《英使谒见乾隆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一书。该书以一个西方人视角，审视记录盛世时期的清朝。
使团自天津白河口乘船进入中国内地，溯流而上，至天津进入北运河段，直抵通州，再由北京抵热河（今承德），觐见乾隆皇帝。返程时，一路沿着大运河南下，抵达杭州。斯当东对沿途航行记载详细。如右上图所示，图画绘制了使团抵达天津时直隶总督欢迎的画面。岸上观者如织，据斯当东目睹：“岸边的斜坡上站满了人，一个挨着一个，一层叠着一层，像是一个巨大的圆形剧场。自入境以来，围观的人数以此次为最。”人们对高鼻深目的欧罗巴人好奇，更引起瞩目的是随团的一位黑人奴仆，身形高大，来自荷属巴达维亚（今印尼）。图面中端坐在庙宇店门、周围官兵环立的应该就是直隶总督，“总督从大沽抄近路，已先抵天津，于岸边设行辕等候特使”。欢迎队伍里面另有一组军乐队，四面绿色大旗及弓箭手，六面红色大旗及火绳枪手。在一番热情款待后，使团进入北运河段。
从北京通州至天津，海拔从40米下降到海拔10米，有将近30米的高差。对于自天津至通州的逆水行船，斯当东记载，在缓流中，划桨前行，“桨很大，需要几个人划一个。桨永远在水下面来回摆动，先用正面排水，然后再用反面排水。水手为配合动作，会唱一种活泼的曲调，船长唱一句，全体水手应声附和”，“月明之夜，坐在船上，听着水上传来此起彼伏的悦耳曲调，会觉得这些船员的生活颇为惬意”。
但是当遇上逆风或者逆流而摇不动桨的时候，就没有这么惬意了。这时候就需要纤夫人力拉拽。“在其他国家，这种劳动多是用驴马来做。而在中国，因为人工便宜，所以全都由人来拉纤”。斯当东对此留下了生动详细的描述：
将纤绳的一头绑在桅杆上，和另一根绑在船头的绳子结起来。绳子很长，上面结成许多活圈，纤夫将活圈从头上套入，绳圈勒住胸部。绳圈上绑着一块木板，这样可以减少一点绳子压迫胸部的力量，免得妨碍肺部呼吸。纤夫排成一条直线拉船时，嘴里也同样喊着号子。这一方面是为了统一步伐，增加协调性；另一方面也是苦中作乐，希望能借着唱歌忘掉劳动的辛苦，振奋精神。平均每艘游艇用十五个纤夫，全部船只加起来得有五百名纤夫，一旁还有随时准备调换的五百人。两班纤夫轮流调换。
此外，他对纤夫的状态、身材等记载翔实，“这些纤夫都很健壮，肌肉发达，但是背都有些驼。夏天他们赤裸着上身，皮肤都被晒成古铜色。遇到水浅的地方，他们有时需要下水拖船，为免弄坏衣服，他们有时会脱去全身衣服，因为长期泡在水中，他们下身的皮肤相当白皙，不像上身那般颜色。”可见这些纤夫生活之艰辛。
使团在沿河遇到了很多从通州驶出的帆船，也就是用于运粮的漕船。“这些帆船的甲板上建有许多小房间，可以容纳几户人家，估计每船至少住50人。在天津到通州的航道上，我们至少遇到1000艘这样的运粮船，那么，这些船上就有5万人。再加上还有许多来往航行的和停靠在岸边的船只，至少也有5万人。这就是说，只这条运河短短一段水面上就有10万名水上居民。”这艘帆船上端坐着一个赤裸上身的男子，旁边几个娃娃簇挤在一位妇女身上，船舷上三只类似鹧鸪的水鸟。
斯当东还记载了沿岸居民的饮水情况。因为河水浑浊，几乎无法饮用。沿岸居民将河水盛在竹筒里，放些明矾，水里的泥沙遇到明矾就会沉淀下来。斯当东游历过俄罗斯、印度等地，据他观察，埃及尼罗河的居民也是使用明矾滤清，欧洲许多地方的工人，也是使用类似办法。
在通惠河两岸修筑有道路，“绅士们出门多是骑马、坐轿或乘肩舆，很少坐车”，普通绅士乘坐的是二人轿子，钦差乘坐的是四名轿夫轮流换班的轿子。斯当东还观察到沿岸有一种带风帆的单轮手推车，“没有风的时候，一个人在车子前面拉，另一个人在后面稳住车身，并向前推。顺风时，车上加一个帆，前面可无需人拉。帆是席子做的，用两根木棒挂着，安装在车子前面。这种简单的设计只有在顺风时才用得着。”
斯当东还有一些欧洲人视角的观察，比如北京城，“除了皇宫外，看到的一切远没有之前想象的美好”，他认为两国首都，“无论是从商店、桥梁、广场等公共建筑的规模，还是国家财富象征等方面看，伦敦都绝对超过北京”。因为他游历很广，在看待问题时，带有世界关联的意识，萌生出一些臆测的可笑想法——因为清朝官员陪同，他认为这是在监视他们。由此猜想因为英国和法国邻近，“中国政府担心英国会受到法国过激理论的影响，进而影响中国民众”。因为1789年法国爆发了风起云涌的大革命，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君主制瓦解。这对英国及欧陆君主制国家造成极大冲击。斯当东由此联想到法国大革命会影响到中国底层民众，是有些臆测过甚了。
近代西方人来华，多有循运河北上进京者，如明末利玛窦，再如马戛尔尼使团。透过西方人游记，可以看到一些中国官书或私人记述不太关注的社会人文景象。使团除了带回国书——《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更为可贵的是，给后人留下了斯当东书稿、画师亚历山大绘画等，让我们还可以去直观地感受这段逝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