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柴与读书

打柴与读书似乎是一对矛盾,出自明代冯梦龙的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作者借朱买臣之口说“我卖柴以救贫贱、读书以取富贵”。对这句话,我由衷的赞成,并作为人生不变的信条,默默地践行。我的理解是,所谓“打柴”,泛指工作和劳动,当然包括体力劳动的打柴与卖柴了,也即养家糊口;“读书”,是指与书本和文字结缘,就是所谓的读书写作和文学创作了。我要求自己做到“打柴与文学”双兼顾。这类似冰与火的正反两面,能够兼顾吗?我想只要处理得好,是完全可以的。

高中毕业后,我正处在风华正茂的青葱年纪,一腔热血,满怀抱负,无处伸展,只好到附近的砖窑厂打工,先后干过制坯工、装窑工、码窑工和烧窑工,可以说,砖窑厂的工种,几乎全干过。炎夏六月,明晃晃的毒热日头兜头泼下,一长队“没尾巴驴”,拉着一车沉重的砖坯,吃力地弓腰前行,有时还要爬坡过坎,那情景,真是劳累异常,非牛非马,可谓热汗交流,难以言说。码窑同样辛苦,站在离火很近的窑洞里,被热气烘烤着,熏蒸着,身穿短裤和背心,不时地扭脸接过拉坯人递来的砖坯,再或高或低地摆放到应有的位置,常常是汗水泗流,特别是往高处摆放时,要伸展腰身和胳膊,那砖坯上的沙土,便和汗水融合一起,十分的肮脏和狼狈。当时那劳作的情景,我至今不愿回眸,也不知那些日子是如何熬过来的。但是,下班后,我们依然有说有笑,好像忘记了疲劳酸疼,只剩下愉悦。现在回想,当时的疲累是肯定的,但心情舒畅,挂在我们脸上的,依然是如十里春风一样的笑靥。青春,多么美好!

在这样辛苦“打柴”的日子里,我执着地与文学热恋,始终未曾放弃我的青春梦想——文学的爱好。在煤油灯下,工作的间隙,我都要挤时间看些书,或写个什么东西。记得我的第一篇小说《厂长与县长》,就是利用工作的间隙,在窑洞门口坐着砖坯,在膝盖上创作完成的。

“父母没有给咱留下什么,咱自己,要争气。”我的“文叔”李鸿雁生前给我说的话,言犹在耳,我永远记着。“世上怜才休狠少,平身失学本来多。天公有意君知否,大器先需小折磨。”大伯李鸿民生前写给我的信中的诗句,我同样牢记在心,没齿难忘。

固然,我们不应咀嚼苦难与不幸,但过去了的,何尝不是一笔丰厚的财富,供我们长久地咀嚼和回味?!

说到“读书”,我坚持与书本为伍,可以说,书本是我的邻居,几乎伴随我的大半生。无论炎夏酷暑,还是隆冬十月,无论晨昏和晴雨,只要有时间,我喜欢与书香为伴。偶有感想,还写个什么东西。当初在安寨镇工作时,因为工资低,我曾写信向李鸿民大伯抱怨,大伯来信说:“就当上管饭的培训班”,鼓励我坚持了下来。就这样,我一边“打柴”,一边“读书”,慢慢地丰富着自我。由之,我结识了沈从文、孙犁、赵树理、钟理和、余华、阿城、路遥、张贤亮、张石山、叶楠、周克芹、韩少功、葛水平、李春雷、孙立生、柴京海等一大串可以数得出名字的文化名人,我与他们默默地对话、交流,聆听他们的教诲,充实并丰富着自己干瘪的枯燥的心灵。

其实,打柴与读书,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打柴,才有了生活的基础保障:因为读书,才清醒而透彻地让我们明白了打柴的目的和意义,才让自己心灵丰盈。打柴与读书的过程中,我这个只有两年制高中学历的人,有了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个人的际遇得到改善,还出版几本拙劣的着作。有人说,上帝只救赎那些值得救赎的人,人要被上帝救赎,我认为打柴与读书,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