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老家探望父母，大街上飘来一阵叫卖簸箕的吆喝声：“卖簸箕喽—刚编织的簸箕，不结实不要钱呐。”卖簸箕的人骑着咣啷作响的“二八”自行车，车架子两边整齐地吊着金黄、赤白各一串的新簸箕。
我心里正寻思着这年头居然还有卖簸箕的，谁要啊？却见父亲火急火燎地从家里冲了出来，跟我匆匆打个招呼，就转头看簸箕去了。我进了院子和母亲没说几句话，父亲买了个新簸箕笑吟吟地回家了。
“爸，您怎么还买簸箕啊？这年头谁还用？我记得家里不是有一个吗？”我嗔怪父亲说。
“庄稼人，怎能离得了簸箕呢？”父亲笑着说，“原先的那个簸箕啊，早就用不成了，挂在偏房的角落里睡觉。”
家乡的簸箕是用竹片编织的，一米方圆，边上有用竹片围绕的檐。没有现代的打谷机时，簸箕是打米后用来吹糠的好家伙，是晾晒东西的好物件，收放轻松方便。我无数次看到父亲端起簸箕一上一下颤抖着，那些没用的糠灰在父亲翻花样的波动中，纷纷扬扬脱离簸箕落在地上，铺起一层雪白。
记得我读六年级的那个春天，父亲留住卖簸箕的匠人在家免费吃了一顿晌饭。父亲的好客，感动了远道而来的匠人，他让父亲找来沉淀很久的竹篾丝，从自身带的皮革包里取出做簸箕的工具，动手为我家编织起簸箕来。匠人虽然理了个寸头，但根根挺立的白发依然像一层霜，染白他的头顶。匠人精细编织了整整一个下午，才将簸箕完工，还特意用葛藤包了边，经久耐用。由此，父亲跟编织簸箕的匠人、匠人编织的簸箕三者都成了好朋友。
就是那只簸箕，父亲用它筛选过稻米、高粱、大豆、玉米以及麦粉。春天里，父亲会用簸箕晾晒在盐水里烫了烫的小笋子，它们尖尖的头能顶破坚硬的土层，迎接新生。小笋子晒干了用油炸熟，吃起来脆脆的、香香的；夏季时，父亲会用簸箕摊铺着金黄的金银花，小喇叭形的金银花像躺在床上一样在那里舒舒服服睡了个美觉；秋天，簸箕里盛满尖尖的红辣椒，带着露水，鲜灵得很，还有茄瓜、刀把头菜、瓜藤根做的榨菜；冬天来了，簸箕里晾开的是一根根红薯条，父亲将它们置放在屋顶，让那微凉的霜花包裹着薯条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那些打过霜的薯条格外甜，每次我抓一把红薯条在同学们眼前炫耀，那些发誓不再跟我玩的伙伴都会乖乖地靠拢我，跟我甜言蜜语起来，又成了好朋友。
簸箕见证过我们一家人五谷丰登的年景，也经历过饥荒年代带给我们的历史性酸楚、疼痛，它扎实的边缘被父亲的双手磨蹭得单薄，粗糙的地方被打磨得光滑滑的，能照出人影。簸箕在日复一日的劳累中慢慢苍老了自己。
看着父亲捧着新簸箕高兴的样子，我才明白：簸箕是揣在父辈心窝窝上的一个宝，在岁月的长河中永远蕴涵着光阴的芬芳气息。
现在，家乡的人也极少用簸箕筛米掂谷物了，细米白面，商场超市应有尽有，随到随购，簸箕英雄逐渐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偶尔用它扬扬豆秸，盛盛东西什么的，也是可有可无、不关痛痒的物件了。可父亲对簸箕的感情一如既往，农闲时把它倒腾出来，有个缺口断层的地方，父亲会坐下来用竹片儿精心修补得完好无损。簸箕放在一角久置不用，老旧得不成样子，父亲却不时拿出来用抹桌布仔细拭擦，擦拭得它一尘不染像个出嫁的新娘。我和弟弟劝过他几次，将破簸箕处理掉算了，父亲都执意不肯。
如今，安坐在时光深处的父亲满脸鬓霜，腰弯背驮，但他依旧时不时地去看看旧簸箕，用他亳无力气的粗糙手掌轻轻摩挲着那只旧簸箕，就像和他的忘年交之间默契而又无声地进行着述说、交流。
原来，簸箕与家里的每一件老物件一样，都住在父亲精神世界的春天里，谁也休想把它们从父亲心里掠走！那是生命里某段时光的鲜活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