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留学时所在的小镇是典型的美国中西部大学城，小镇四周被玉米地包围着，商场里也没有太多好一点儿的品牌。
时日一久，留学生们也养成了自嘲精神，戏称这里是“村儿”。在高速公路上开两个小时车去一趟芝加哥，叫“进城”。在品牌店扫一通货，去唐人街吃一顿重庆火锅，将买的东西开车拉回来，一路夕阳相伴，玉米地绵延无边，便是“回村儿”了。
解馋、扫货之类的事可以进城解决，但理发成了不大不小的难题。女生还好，往长留就是了。可男生就不好办了——更准确地说，是家里条件没那么好的男生不好办。
韩国大姐李金姝的理发店，刚好方便了陈焕生这样每月剪一次、每次最多消费二十美元的男留学生，所以很受欢迎。
李大姐的店在镇中心的主街，门脸小。当街挂个牌子，再穿上一对风铃，朝九晚五迎风叮当作响。下午五点一到，她就收了风铃，牌子哑了，便是收工了。留学生们虽频繁光顾她的店，都说那风铃声好听，暗地里却笑她的英语太差。
李大姐的店前后有四位理发师：康德姐、纳沙、迭戈和老板李金姝。先说这康德姐：只要她出工，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就肯定排她的号，一者大家同是中国人，二者小费不用给那么多。
据说，康德姐在北京也拿过博士学位，可惜专业太形而上，搞的是什么存在主义，若非在五道口淘香烟时认识了一名美国人，漂洋过海嫁过来，她怎么可能出现在这村儿里呢？
她嫁过来后生了一个女儿，女儿是地地道道的混血儿，脸上那漂亮劲儿就像迪士尼的卡通人物。可惜她丈夫出了车祸。那是一个细雨天，她丈夫在高速公路上开得飞快，为了躲一头站在路中间不知所措的鹿，车和人在空中翻了两圈。她丈夫生前是这里大学的助理教授，跟许多三十出头的美国人一样，处于偿还各种债务的爬坡阶段。康德姐这边绿卡还没办下来，英语讲得也没那么利索，一夜间就成了遗孀——还是偿还各种债务的遗孀。
正是从这时起，康德姐抛弃了那一书柜的萨特和加缪的着作。她抱着女儿，跟来自世界各地的黑白黄肤色的兄弟姐妹分享她的苦难。虽然她的英语磕磕绊绊，但人们还是听哭了。各种援助纷至沓来。中国人一般直接出钱，将现金塞进信封里，不见得很多，却实实在在。美国人毕竟在自己家门口，能玩儿的花样就多了：有人帮她找律师，周旋于各种债主间，并加快绿卡的申请进度，有人帮她申请政府救济和医保，还有人建议她在幼儿园帮忙看小孩，打零工。
这些人当中有一位韩国大姐，便是李金姝。李金姝最开始带来各种吃的：一罐罐辣白菜，一板板冷面，一盒盒烤海苔片。两个女人来往几次，李大姐就问：“你会不会剪头发？”岂料康德姐被问哭了，当下从卫生间里拿出一把剪子。原来丈夫出车祸是因为去底特律开会，穿的西服衬衫是她给熨的，头发也是她给理的。得知丈夫出车祸后，她从垃圾桶里翻出给他剪掉的头发——淡黄色的一缕，收在一个小盒子里。因为亲手碰过，所以头发比骨灰更让人伤心。
李大姐也听哭了，第二天就把康德姐招进店里，让她从零工做起，扫地，洗头，吹风，接电话。康德姐也确实能吃苦，一大早把孩子放在幼儿园，上午在李大姐的店里打工，下午去镇里的社区大学培训，晚上接孩子回家，连哄带喂，看着睡着了，再偷偷开车去福建人开的“唐王朝”中餐馆端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