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和小伙伴正在踢毽子，父亲走过来对我说，南山岗地里的灯笼果熟了，问我要不要吃，要吃的话跟他一起去。我一听，有野果吃，当然去啊。于是，父亲挑着两个箩筐在前面走，我乐呵呵地跟在后面。
地里只有一株灯笼果，熟透的果子掉在地上，我忙不迭地捡起来，大概有十多颗。撕开包着的黄色皮，里面是圆溜溜像宝石一样晶莹透亮的果子，味道又香又甜。父亲对我说：“你吃完果子，要把红薯捡到一起。”我一看地里横七竖八躺着的红薯，就蹲在地上收拾起来。
我和父亲装了满满两箩筐红薯，父亲弯腰挑起箩筐，走时对我说：“你在这儿等着，我送完这一趟，我们再一块儿回去。”我答应了。
不知不觉天已黑了，我捡完红薯，父亲还没有来。是啊，从地里到家来回差不多两里路，回家还要把箩筐里的红薯一个个小心地拿出来，避免碰破了皮。要是皮破了，红薯很快就会腐烂，那就打不出粉来，没有粉就做不了粉条。
天已经完全黑了，四周一片黑黢黢的，树林里不时地传出不知名的鸟儿的叫声。这个南山岗从前是一个乱葬岗子。我旁边不远处是一个池塘，我想起奶奶给我讲的水鬼的故事，越想越害怕，索性像鸵鸟一样顾头不顾腚，一头钻进红薯藤堆里，两条腿使劲蹬，想要往里钻得更深一些。
父亲来的时候没看到我，大声呼喊着我的名字。我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哭出来。父亲拉着我的两条腿，把我从红薯藤堆里拽出来，用粗糙的手替我擦去眼泪。
收完红薯，我们就要抓紧时间提取淀粉，不然天气越来越冷，红薯会烂得很快。提取红薯淀粉的第一步是先把红薯用水冲洗干净，再将其用石磨磨碎。大一点儿的红薯还要用刀剁成小块儿，不然会卡在磨眼里。磨出来的淀粉和渣是混在一起的，父亲要用滤布把渣分离出来。滤布的四个角绑在一个架子上，父亲的两只手要一左一右有节奏地摇晃。一天摇下来，父亲就腰酸背疼，两腿僵硬。
父亲把流出来的白浆水倒进缸里，再用一根木棒子在缸里不停地搅拌，目的是让泥沙沉淀在缸底。第二天，滗去上面的清水，下面白色的就是淀粉了。白白净净的淀粉看起来像玉石一样，纯洁无瑕。取淀粉时用贝壳削去下面的泥沙，让粉在太阳下晒十来天，等粉完全干透就可以漏粉了。晒粉时会有树叶和小虫落进去，要挑拣出来。漏好的粉条是透明的，里面有一点儿杂质都看得见，粉条是入口的东西，当然要讲究卫生。
那几天，父亲天天用收音机收听天气预报，说要挑个好天时漏粉。在晒粉的过程中，他要准备漏粉的东西。他提前劈好一堆木材，因为要烧一大锅开水煮粉。在漏粉时，下面要不停地烧火，不能让锅里的水温降下来，要不粉条就熟不了。另外还要准备一口大缸，用来冷却粉条。光挑水注满这一口锅和一口缸，就要花一上午的时间。
漏粉那天，全家大小齐上阵。连弟弟都要在灶前烧火，以保证大锅里的水永远是沸腾的状态。母亲还要准备一个和面的大盆，把红薯粉倒进盆里和成大粉团。父亲把葫芦瓢底钻几个眼做成漏粉器，一只手端着瓢，另一只手一下一下地击打着瓢里的粉团。粉条从瓢眼里钻出来，不疾不徐地垂落到锅里。不一会儿，在锅里烫熟了的粉条就漂起来了。这时，早已等候多时的母亲用长筷子把它们夹起来，再用另一只手接住。母亲连续夹几次，手里就捏着一大把粉条。开水锅边温度很高，同时因为手里的粉条很烫，不一会儿母亲就满头大汗。把烫手的粉条放进水缸里冷却，最后再捞起来搭在木杆上，漏粉的过程才算完成了。
那天，我们一家忙到鸡叫，才漏了两百来斤粉条。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们就把粉条抬出去。父亲提前在空地上钉好树桩，拉上绳子。我们把粉条挂在绳子上，再用木叉顶起来。到这一步还有一道工序，叫“开粉”，因为粉条都粘成一团了。这时候就要把它搓开，要是太阳出来晒干了就没法开了。冬天气温本来就低，再用手揉搓冰冷的粉条，只一会儿，手就冻僵了。看到父母那么辛苦，我在心里暗暗发誓，长大了一定要让父母过上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