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家旬余，元宵第二天在笔记里写下这么一段话：央视晚会，我家包场。昨夜央视的元宵晚会，没有一个观众在场，台下是那么的空旷，仿佛就是我家的专场。窗外的城市一片寂然，一家老小却从头到尾不断地鼓掌。没有了往常的灯谜，透过连线，一家人陷入了无尽的猜想——鏖战艰难，敲门的春天，一定是在赶来的路上-------
庚子过年，或许这一个正月，因为这场肆虐的新冠病毒，我们只能把年把节把这些日子连同忧虑与欢乐，静静地紧紧地关在家里。年味是家味，佳节是家节。对于许多人来说宅也是一个熬战，虽说“心安之处是吾家”，可心儿无不牵挂着疫情。似乎所有的一切只能如此无奈地苦等花开。
无奈的等待是漫长的，漫长的等待又何尝不是精神抗争 、抗击的精神呢？有道是：躺在家里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有个网友在朋友圈写道：二十几年了，感觉一直在路上奔波，连做梦都在赶路。这回突然停摆被摁在家里，从未有过这么长日子与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于这静静的宅家，蓦然读懂了家和家人的岁月沧桑。因此，这些日子常常一边为着抗疫勇士而泪流满面，一边对如此的居家生活而感到心潮澎湃——心潮大概就是泪流满心的样子吧？
一、
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其实在那个年代乡间山里孩子不管体弱体强，似乎都多病。起码头疼脑热是家常便饭。因为司空见惯所以治疗什么的也颇漫不经心。小孩持续发热了就蒸碗葱须、橘皮汤，捏紧鼻子灌下去了事；或外加刮一刮，拧一拧。若是间断性发热便“退惊”，那一定是受惊吓了。村里一般都有那么几个“退惊”老太婆，舀来一盘（碗）水，置一把筷子立于碗水里，口中念念有词，直到筷子倒下散开。然后到米桶里舀碗米，抓一把用手巾手帕包好，放孩子胸口头上搦压几下，再置于孩子睡觉的枕头旁。如此睡过一夜，算是好了。居然，发热什么的常常也就被这么捣鼓好了。倘若病老不见好，那应该不只是受惊吓，而是掉魂了。这就不是退惊婆治的了，要找有名望的叫魂娘来把脉诊疗。因为只有她知道孩子的魂掉在哪儿，应该在哪个时辰怎么叫回来。
在我十几岁时得了至今不甚明白的病，乡下郎中县里医生都看过，却老不见效。在乡亲一再怂恿下，父母也就满怀希望去请了叫魂娘来。在叫魂娘一番手把手面授机宜后，于那个凄风苦雨的深夜父母出门去给我叫魂了。
父母各自穿了蓑衣，还带上什么记不得了，母亲是捧了盏煤油灯的，去时必须黑灯瞎火，只有回来才可以点亮引路。做这些的过程，肃穆神圣，一家人全屏住呼吸，仿佛听见了每个人别别的心跳声。这样父母开了大门，一下子隐没进黑魆魆的雨夜里，像是沉没于一口深塘。他们要去村外的一条河边，叫魂娘说，我的魂就掉那儿好多天了。那儿是我们小伙伴经常玩耍的地方，放牛时早晚在那里集散，砍柴路过也在那儿歇歇。某天在那里玩得不亦乐乎，乐不思蜀，魂就掉那里了，找不到魂体独自在河边哭泣，再不赶紧叫回来怕是要飘游走了。
我就独自卧床，床边、房间不得有人走动，必须是黑灯瞎火，这也是叫魂娘反复交代的。黑黑的夜，哗哗的雨，听去很遥远的深处，隐隐约约有两个沙哑的声音呼应着，渐渐清晰起来；那是走在前头的母亲喊一声我的名字，再拖长音呼叫：“归——来——”；跟在后头的父亲应答着：“归——了——”。父亲母亲一步一呼应的声音，在这个的山村深夜里混合了哗哗雨声，仿若溺水人的呼叫----
多少年后当我在远方城市的夜里，看书写东西累了，仰靠椅子，点燃一支烟，吞吐之际耳边就想起那山村雨夜里的声声呼唤。也从那时起，每当要离家远行的时候，迈开腿却不自觉地会顿一顿，总觉得还有什么东西遗落在家里没有带上。确认过该带的都带上了，可心里仍然有那么一丝丝不确定。或许那就是魂吧。这也是后来我会很固执地认为，所谓“魂不守舍”，这个“舍”就是房子，准确地说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家或家的原因。并且还固执地认为，“舍”的全部词义都含有“家”的意味，包括旅舍、舍弟、舍得。
因为那是人的精神与灵魂的归属。家就是我们精神的寄托，这与房子的大小无关，与富丽堂皇还是寒窑茅屋无关。“山川只询物，宫观岂为家”。之所以想起这些，是因为我们很多年来一直在赶路，搬家多居家少，装修尽力，品赏无心。不断的迁徙里，告别了街坊邻居，陌生了左邻右舍。似乎越来越多的人，家已经被简约为一个住处。虽然家里日益富有，却日渐“家徒四壁”——房子等于家了。真的不知道自己给自己泡的这杯茶，咋就老显薄凉，家味日淡，以至于我们的家多少显得无精打采。
二、
好多年前央视播过一个电视连续剧叫《温州人家》，觉得真是很好。好在把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浓缩为一家人一路筚路蓝缕的创业奋进；好在这个“人家”。那叫什么家呀？全家四五口人，天南海北各奔东西，长年没有过相聚，各自为生。几乎毫无传统上的“家庭生活”。但是给人强烈感觉是，形散神不散，维系这个“人家”烟火只是一个“神”的存在。
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某种角度上说，发源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极为关注了“承包责任制”，却相对淡然了“家庭”，这个在中国独具的最活跃的经济体，也可以说在中国她是最活跃的生产力。曾经多次探讨敢为人先、商机灵敏过人、在四海风起云涌的浙商，其到底有着咋样的与众不同的文化基因？曾经作过肯定——那就是浙商的“家传”。
有两个故事印象深刻又给我以诸多思考。其一，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温州的私有经济悄然萌发，兴起了第一代个体企业，那只能说店不像店，厂不是厂，家不像家的怪物。由于当时受“雇工人数”这个硬杆子的限制，所有的“怪物”只能请家里人家里亲戚搭把手帮个忙。所以即使官至地委组织部的副部长，下了班、节假日，也不得不脱下中山装换上劳动服，出大汗使大力地去“怪物”里做帮工，不，按他们的说法叫干家务。既然家务，那就不存在犯忌和无所谓斯文扫地了。其二，也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义乌小商品市场正当方兴未艾，面临更新换代的转型升级，从地摊升为商铺。在政府的统筹规划下，兴建了小商品“中心”。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些集聚性的商铺招商租赁受到了冷遇。无奈之下只好干部先行，强推机关干部按人头包干。干部也只好业余练摊，顾不过来不得不求家人和三亲六戚帮忙（中国人历来遇到困难，首先求助家人，所以有打虎亲兄弟、打仗父子兵之说）；然后逐渐逐渐将这份“家务”甩于他们而求脱身。
浙商的“家传”，其意就是原始资本和初始的生产要素，来自于家庭、家族、家乡；英雄出处就是“家务”的历练。于是有了家庭作坊、家族企业、家乡经济（一个个什么什么之乡）。这或许是浙商身上浓厚的家国情怀的一大渊源吧。
曾经有经济学家把浙商经济称作“番薯藤经济”，这很形象。体现了番薯藤的特性：对土壤要求不高，随处扦插藤蔓就四处伸展，勃勃生机，呈现出一种野生姿态；所有藤本作物里，番薯藤只爬不攀，贴地而行，即使番薯结得再大，也深埋泥土，不显山露水，一心伏地前行。结的果实可是一窝一窝的，且藤蔓长到哪里，随手剪下一节，随手就地一插，它又是一窝。其实我更喜欢将之称为“家”经济。浙商不是一个一个的，如番薯一样一窝一窝的（早期的什么什么之乡），不求独大只求同生共长；而且到哪里都立地生根，真正的四海为家。这种“家”的繁殖能力特别强。即使你回老家遇见一个在外的打工仔，他也会底气十足地跟你说：有机会到我武汉玩、到我新疆玩；甚至到我意大利法国来走走。俨然那些地方就是他的家。也许正因为如此，浙江人喜欢把在浙的外地人称之为“新浙江人”“新温州人”等等，这应该说是他们一种天然的“家人情怀”。
还想说的是在这场抗疫中，浙江干群表现不俗，颇受好评。其实在我看来理所当然。其中之一因为有着那种“家务”经历，或者在普遍“家务”生态里工作的干部，他不能不对“家务家底”的熟悉，不能不心怀家人的情结。尤其是各地各级当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