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物”何以“丧志”

古代儒家经典,历来主张重德轻物。两千多年前,《尚书》记载,西戎向周朝进献了一只叫做“獒”的硕大凶犬,长老太保召公很担心周天子武王沉迷于此而误国,遂以监护人身份写训词,强调“明王慎德”的道理,还把“玩人丧德”与“玩物丧志”相提并论。而历史上,因玩物而疏离朝政的君主也确实不乏其人,大都落个丢了江山的下场。

由是,“玩物丧志”的古训绵延至今,一直悬在读书人的头顶,起到了某种“鞭梢效应”。那么,何为“志”?以古代圣贤的标准,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关的事,都在“志”的范畴,若进一步的表述,大体可用“立德”“立功”“立言”来概括。于是乎“清规”繁多,就连吟诗作赋、琴棋书画这样的雅兴,都曾被列入了不可“玩”之物。《二程语录》中,对杜诗“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的诗句就颇有微词。而在宋代刘挚眼里,所谓“士”,“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此观点深得顾炎武赞同。在他们心目中,“文以载道”是最核心的,“道”大过文,“志”胜于“物”,玩文学又算什么。朱熹认为,“明道先生,以记诵博识为玩物丧志”,扬雄则对“雕虫篆刻”不以为然,“壮士不为也”。

然而古往今来,偏偏就有一些生性浪漫的大文人,并不那么“安分守己”。《闲情偶寄》的作者李笠翁,可称为古代最懂吃喝玩乐、最不受古训束缚的“玩家”。他一生很大心思都用于衣食住行的养尊处优,不仅精于花匠、木匠、漆匠等活计,还设计出舒适美观的暖椅、冰凳和扇形借景窗,他对生活品位的讲究,远远超过了如今所谓的“小资情调”。早年的沈从文热衷于搜集耿马漆盒和各种丝绸、刺绣品种,后来成为一代古文物史大家,才算洗白了名声。

西方文化人不懂何为“玩物丧志”,一旦“玩物”,全然忘我。纳博科夫一生对于蝴蝶标本的搜集和研究,几至走火入魔,被描述为“满世界撒欢抓蝴蝶”的老人,平时他常常在居所附近的山脉行走捕蝶,享誉世界文坛的《洛丽塔》就是“收集蝴蝶之旅”间隙的成果。他研究的只是鳞翅目中一个很小的类别——眼灰蝶,年轻时,一连好几年,他每天都在显微镜下工作长达14个小时,76岁那年,他独自一人在瑞士达沃斯山上捕捉蝴蝶,在陡坡处失足摔进山谷,导致健康恶化,弥留之际,儿子来医院见了他生前最后一面,儿子亲吻他的额头时看到了父亲的泪眼。小纳博科夫后来回忆令人动容的最后一刻:他问父亲为什么流泪?老纳博科夫回答:“我看到了一只蝴蝶在展翅飞舞。”

我等凡俗之辈,酷玩围棋,数日不奕,手痒难耐,且不知悔改,业荒于嬉。简直就是不可救药了。古人称围棋为“木野狐”,魅惑力很可怕,一旦这个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人就会被其牢牢吸附,难以脱身。聊以自慰的是,梁启超多年来醉心于麻将,曾谓“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据说胡适、徐志摩等巨匠、文豪也有打牌的癖好。我们不必为贤者讳,要知道,他们打的是麻将。梁实秋的解释是,“有任公的学问风操,可以打牌,我们没有他那样的学问风操,不得藉口”,令人莞尔。还是张岱说得到位:“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也是张岱的自我写照。

贤者、智者尚且难免,我更没什么可顾虑的了。何况,我自以为围棋比麻将更具诗意。有句成语叫“星罗棋布”,能与梦幻般星空相提并论,这个世界,也只有围棋。“千古无同局”,一副小小围棋盘,刻有19道纵横线,360个交叉点,不过1平方米,创造出的棋谱完全没有极限,其景象真是如梦如幻。不过,南帆曾有一段关于围棋的文字,使我颇有感慨:“我常常看着棋盘上的纵横19道,心中一阵悚然。我知道,这个棋盘可以不动声色地掠走一个人的毕生心血。这使我警觉地与围棋保持一定距离……我还想做其他事情。”感慨归感慨,年轻时我没有戒棋,如今进入人生的深秋晚季,这样的活法,也就由它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