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的窗子

李渔的人生有一大恨。

当年他住在西湖湖畔时,很有些想法:买一只画舫,旁的不求标新立异,只需在窗子上做做文章。在《闲情偶寄》里,李渔把他的设想写得清清楚楚:画舫四面包裹严实了,只在左右两侧留下虚位,“为‘便面之形”。“便面”这个词听起来有些费解,说白了就是“扇面”。

于是舟行湖上:

“则两岸之湖光山色、寺观浮屠、云烟竹树,以及往来之樵人牧竖、醉翁游女,连人带马,尽入便面之中,作我天然图画。”

这不正是“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李渔觉得自己的更高级之处在于,他将画舫的窗子设计成了扇形——那么多能工巧匠、设计人才,哪个似我这般有想法!

李渔最终没能如愿。在杭州时财力不逮,有心无力,后来移居南京,再无可能。于是他长叹一声:“何时能遂此愿啊,渺茫渺茫。”

说到窗子,可不能等闲视之。

两千年前的某个晚上,酒喝到恰恰好的曹操对着月色,思绪万千,长吟一句:“明明如月,何时可掇?”欲上青天揽明月的渴望,大概从古至今从没断绝过——古人造的那个“明”字,就是明证。一个“明”字,今人脱口而出“日月明”,可能不是那么回事儿,而是“囧月明”。

“囧”,正是定格了月亮的窗子。夜阑人静,明月在窗,内心不由得“膨胀”:此刻的月亮,岂非只为我而存在?

窗子的历史自比文字的历史要久远得多,窗户纸却是后来的事。

元和十二年(817年)春天,江州司马白居易呼朋引伴,又请来东林寺、西林寺的长老,备了斋食茶果,庆祝他的新居庐山草堂落成。

这是白居易被贬到江州的第三年。他不得已收起兼济天下的豪情,转向独善其身。

搬进新居已经十来天了,眼前的草堂仰可观山色,俯可听泉音,白司马很满意。三间屋子,中间是厅堂,两侧是内室。夏天,打开北边的门,凉风习习来;冬天,南面的阳光照进来,屋里暖洋洋。内室的四扇窗子,贴上窗纸,挂上竹帘麻帐,窗外竹影随风而动,啧啧。

不过,白居易坐在窗前时,大概也不免遗憾:不能推开窗,探出头去,看有没有新笋冒出来——唐代,墙上开的窗子,多是没有启闭功能的直棂窗,棂条纵向排列,是固定的。能启闭的窗子倒也不是没有,李白就写过“开窗碧嶂满,拂镜沧江流”,只是远没到普及的地步。

宋代的窗子,就高级多了。南宋宫廷画家刘松年笔下的宅子,单薄程度多少让人心疼古人。外面白雪皑皑,宅子的墙却是一水儿的格扇——由上至下,都是一纵一横的木条构成的方格子,格子上只覆着薄薄的窗纸。窗纸白透,是标准的宋代文人的审美,虽云淡风轻,却不免让人哆嗦:就算里面生着火炉,就算一千多年前的临安比如今暖和些(有考据如此说),不冷吗?

一到夏天,窗子又摇身一变。比如范成大说的“吹酒小楼三面风”,四围的隔断只留下一堵背墙,其余三面,统统凿窗!简直太任性了:只用一面墙撑起整座建筑?不错。中国的木结构建筑,不要说拆掉三面墙,四面都去掉也不在话下。

津津乐道于窗子的文人向来很多,否则苏州的留园不会单单园林取景用的漏窗就有六十多款,沧浪亭的漏窗款式则奢华至一百零八式。

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秉承了祖上的基因,终日在苏州香草垞里钻研他的园子和日子。在他的那部“明代优雅生活指南”《长物志》里,他指点道:“长夏宜敞室。尽去窗槛,前梧后竹,不见日色。列木几极长大者于正中,两傍置长榻无屏者各一。不必挂画,盖佳画夏日易燥,且后壁洞开,亦无处宜悬挂也。北窗设湘竹榻,置簟于上,可以高卧。几上大砚一、青绿水盆一,尊彝之属,俱取大者。置建兰一二盆于几案之侧。奇峰古树,清泉白石,不妨多列。湘帘四垂,望之如入清凉界中。”那些窗槛什么的,都拿掉!于是屋外竹林荫翳、清泉击石,屋内竹榻可以高卧、墨砚已经备好,屋内屋外,哪里有间隔,全然一片清凉之境。

也是在香草垞,文震亨纠结再三,接受了朝廷的征召,去京城为崇祯帝料理琴棋书画之事,不几年又回到这里。清兵攻陷苏州,文震亨不愿做贰臣,投阳澄湖自尽。被救起,绝食六日而死。

对骄傲的文震亨而言,那些窗前美好的日子已然远去。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花木兰从战场归来,“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李清照却在那个秋日,三杯两盏淡酒,梧桐更兼细雨,心情萧瑟,“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李白的“寒月摇清波,流光入窗户”,也许是在某回醉舞狂歌之后;杜甫流寓成都,所幸还能见到草堂“窗含西岭千秋雪”;而苏轼十年梦回,眼前竟是早已故去的结发妻子“小轩窗,正梳妆”。

十年寒窗,浮生一日,悲欢离合。窗子内外,一幕幕剧情在岁月里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