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餐桌是重要的社交场所，尊卑敬让等种种人际交往原则都要在其中有所体现，如何就座遂成为饭前必讲的规矩。
拿座次安排来讲，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宴请宾客，现代餐桌座次礼仪大都简化为以“里”为上，长辈、客人往“里”请，坐在里面的座位上。“里”就是“礼”，这是因为“外”座常常是上菜的位置，坐在外侧的人有时还要兼职店小二，跑跑腿、倒个茶、拿个毛巾之类的，这座位自然就不能算是上座了。而古人宴席座次安排则注重方位。在一般的房屋或郊外帐中宴饮，大多以东为尊。《史记》中，西楚霸王项羽在鸿门军帐中宴请刘邦，“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在这里，项羽和他的叔父项伯坐的就是主位，坐西面东，是最尊贵的座位；其次是南向，坐着谋士范增；再次是北向，坐着项羽的客人刘邦，这说明在项羽眼里，刘邦的地位还不如自己的谋士。最后是西向东坐，因为张良地位最低，这个位置给了他，叫侍坐，即侍从陪客。鸿门宴上座次的安排是主客颠倒的，这反映出项羽的自尊自大，他用这种违礼的方式表示对刘邦、张良的轻辱。
但如果在比较讲究的堂内宴请，就是以面南背北的位置为尊了。
堂是古代宫室的主要组成部分，一般位于宫室主要建筑的前部中央，坐北朝南。由于当时宫室都是坐落在高出地面的台基上的，所以堂的位置也比较高，前有两根楹柱象征大门，又有东西两阶通向庭院。因此，堂是比较宽阔敞亮的场所。堂后有墙，把堂与室、房隔开，室、房有门和堂相通，古人因此有“登堂入室”的说法。堂的这种格局在古代变化不大，一般就用于举行典礼、接待宾客和举行宴会，这时，座位就不是以东向为尊，而是以南向为尊了。至于剩下的东向、西向和北向座位，则没有太严格的讲究。
清代淩廷堪根据古人记载，在其所着《礼经释例》中归纳：“室中以东向为尊，堂上以南向为尊。”
古人宴客，根据亲疏尊卑排列东西南北，很显然，这也和当时的餐饮方式有关。
从汉代到唐代中期，宴席形式主要是分食制。《史记》鸿门宴里，主宾东向、北向、南向、西向坐，并不是说他们围着方形餐桌吃饭，而是每人面前有一长方形条案，案上再以托盘等摆放食品。近些年来发掘出的汉代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经常能看到人们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饮场面。食案一般比较低矮，与人们席地而坐的习惯相配套。
西晋以后，随着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先后进入中原，床榻、胡床、椅子、凳等坐具相继出现，逐渐取代铺在地上的席子，传统席地而坐分食的习俗就受到冲击。后来，又流行高桌大椅，最终使传统饮食习惯转向合食。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南里王村有唐代墓室壁画，宴饮图正中是一个长方形大案桌，桌上杯盘罗列，食品丰盛，有馒头、葱饼、胡麻饼、花色点心、肘子、酒等。案桌前还有荷叶形汤碗和勺子，供众人使用，周围有三条长凳，每条凳上坐三人，这幅图表明饮食方式已发生了划时代的改变。
围坐合食，传统用八仙桌，以前几乎家家都有，在有些人家八仙桌甚至是唯一的大型家具。后来宴客又有了圆桌，这是为了满足聚宴人多和席面大的要求。由于圆桌席位不好分出上下尊卑，每桌人数也松紧可调不固定，所以最初，用惯了方桌的人们颇不习惯，比如袁枚《园几》诗就说道：“让处不知谁首席，坐时只觉可添宾。”
不过，正是因为圆桌没有棱角，席位不分上下尊卑，不分正位、侧位，削去了人与人之间的贵贱高低，方显出平等原则，这就有点现代观念了。平等的观念，也可以算是现代文明的标志。目前，国际国内的一些谈判就使用圆桌会议的方式，强调平等、对话、协商。据说，“圆桌会议”起源于一千五百年前的英国亚瑟王，他让自己的骑士们以及罗马主教大人围坐圆桌，共商国是，骑士和君主间不排位次，平等沟通。每位骑士虽要为成为自由人而在战场赌命，却有极强的尊严感，没有仰人鼻息的委琐和怯懦，而是堂堂正正、不卑不亢的斗士。亚瑟王的圆桌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公平世界。据说，《不列颠百科全书》为此专门把亚瑟王的“圆桌”收入其中。
在《水浒传》中，梁山之上，聚义厅中也设有一张大圆桌。作者施耐庵大概也想用这张圆桌表达些什么，但最终，他还是让这一百单八将一一排了座次，宋江最终也没有成为亚瑟王。
（摘自中华书局《食色里的传统》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