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座蛮舒服的

2012年,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独自坐火车去北京上学,离家一千四百多公里。为了节省开支,我以睡不惯软床为由,让父母买硬卧。我天真以为,火车软硬卧的区别在于床垫的软硬,后来才发现两者的本质区别,仅在于脚臭味的浓度。

高中毕业那年还没满十七,但已经下定决心做一个成熟的男人了。在火车发动前两天,有意跟我妈吵了一架,嫌她菜做的太咸,扒拉两口就放筷子走人。差点把我妈气哭,她讲,“翅膀硬了,你想走就自己走吧,最好离远点,眼不见心不烦。”我说,“你讲不讲人权?能不能给我自由?我自己去北京,不需要你们跟着。”其实我心里的算盘是:如果他们要陪我去北京,车票加上食宿,怎么的也得两三千,对我们家来说又不是一笔小钱,索性跟他们闹掰,能省则省。

我妈是小学教师,一个月挣两千多,每天骑个小电动车往学校跑,大冬天得戴摩托手套,拿围巾把头缠起来,在雪里面飞驰,远看以为一团棉被在飞。挣钱不易这四个字,我三岁就懂。吵完架之后跟我妈冷战,拖着箱子出门的时候,我妈坐在沙发上悠哉悠哉看电视,吃水果。我说走了,她说头晕不想出门,不送了。

一个人到车站,上网搜了一下得知坐火车要先取票。遂取票,安检,上车,发车,然后看着火车发动,车站该告别的人告别,该拥抱的人拥抱,我看着窗外景色倒退,面无表情。

打开书包找水喝,发现里面装着整整一袋儿剥好的柚子,吃着吃着鼻子就酸了,那是我吃过最苦的柚子。

每次寒暑假回家我都选硬座,不是因为喜欢坐硬的,而是因为便宜。我时常告诉自己,长途硬座并不可耻,中国还有十亿人没有坐过飞机,五亿人没用过马桶,并非卧铺太贵,而是我主动体验生活艰苦。中国学生从小就在教室修炼打坐,硬座简直就是专门为学生设计的,通常坐硬座的学生党都会被购票系统安排到同一个车厢,然后大家就可以组织牌局,开始概不负责地吹牛逼了,等到第二年坐硬座的时候,我都会随身带一副扑克。对面坐着两个大学生,一个是北理工哲学系,一个是人大物理系,一落座我们就面面相觑,因为我们“撞书”了,一人手捧一本村上春树,本来装逼就是为了彰显特立独行,这下就尴尬了,书名叫《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随后三位文青开始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最后旁边老大爷听不下去了,自称祖上三代以内就有皇亲国戚,开始给我们讲述国家领导人各种秘闻,带领我们跟中南海来了一次负距离接触,最后以两个亿的投资项目收尾,听的我们这帮小年轻目瞪口呆的——感慨从北方开来的火车硬座,是仅次于北京出租车副座的地方,中国最牛逼的富豪都在私人飞机上,卧虎藏龙的都在硬座车厢里,而软卧里的都是在大城市苦苦挣扎的都市小白领。

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承认自己是因为没钱所以坐硬座。

有一位偶遇的湖南老乡,一名手戴绿玛瑙的贵妇就对我说,“要不是抢不到票,早就坐高铁了,这鬼车连卧铺都抢不到,只能将就着坐硬座了。”结果到了半夜列车员过来问“有卧铺了,有谁要补卧铺票吗?”声音洪亮无比,但大家都装作睡着了,没有人肯花钱补票换座,贵妇的老公问她要不要换卧铺,她不耐烦地扭头把头埋进丈夫怀里说,迷迷糊糊说,还有四小时就到了,换什么换,钱不是钱啊?

还碰到过一个新疆大学生,长期坐30小时以上的硬座,有大量的心得,他告诉我,去新疆就要坐火车去才能享受沿途美景,要买无座票,上车前买一箱瓶装豆奶,可以坐屁股底下当凳子,还能喝,喝完塞回去继续当凳子,车到了,奶也喝完了——就是屁股会跟拔了火罐一样。

我已经学会了感激生活,随喜赞叹,我庆幸有硬座能坐,因为比硬座更惨的是无座。在无座硬座春运火车上,我碰到邵阳的老刘。老刘56岁,在广州打工,用的手机还是是翻盖机,因为不会上网抢票,年年都坐硬座。老刘蜷缩在过道的时候经常会被过路的人踩到,“有坏的,会故意踹你一脚,或者把汤撒到你的腿上。”老刘向我抱怨,然后话锋一转,“但早就习惯了,以前苦多啦,那时候大家都睡在座位底下。”

老刘跟我相谈甚欢,我觉得跟他们聊天特别有意思。虽然他们没钱没势,穷到要命,但能随遇而安,苦中作乐。我能发自内心感觉到,老刘是一个实在人,然后在中途下车的时候,老刘顺走了我的钱包。

在此之前两小时,老刘还递给我一根“红塔山”说,年轻人在外要留个心眼,提防小偷。

老刘给我上了一课,我对他感激不尽。

我在硬座上看着车外的风景倒退,想起第一次坐火车去往北京的路上一夜无眠的情景,把头靠在车窗上会有轻微脑震荡的感觉,非常不爽。我想起周杰伦的一首歌叫《火车叨位去》,意思是火车到哪儿去,周杰伦用闽南话说,铁轨为什么这么直,火车要到哪里去,为什么一进隧道天就要黑?我想我也不知道这趟硬座要叨位去,只是年关将至,想到离家越来越近,心里就越来越有点紧张的感觉。我不再和邻座攀谈,只看见春运疲倦的人们神色各异的脸,却看不清殊途同归的心。

车又要开了,祝你回家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