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那顿回锅肉

我印象最深的牙祭,是在1977年春天里打的。那时供应依然很紧张,由于邻居赵大娘娶儿媳妇,借走了我家的肉票,我们全家整整一月没见半点肉星了,大人还能忍住,我和弟弟却像两头小狼一般,忍着快生锈的肚子的折磨。

那段时光,我们是靠回忆两个月前那顿回锅肉支撑着过的。外婆从我们看别人吃肉时的眼神里读到了我家的困难,就把自己攒下的一斤肉票交给爸爸,恰巧爸爸兜里还有钱,于是紧赶慢赶地跑去肉店。这时的肉店,已被许多昨夜来排队的人围着,猪肉还没送来,人们像鹅一样伸长颈子观望着,等待着。

一位熟人给爸让了一个位子,这时,有人大叫:“肉来了!”犹如拳击台上的钟声,人们松散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起来,整齐的队列一下子变成躁乱的蚁阵。人们拥挤着,吵闹着,购买货物的人们像一群正在等待施舍的饥民。卖肉的胖子打着赤膊穿条血油腻腻的皮围腰,手中拿把刀,像吆喝猪一样粗鲁而无礼地吼:“站好站好,不然不卖!”

队列稍稍静了些。胖子见自己的命令生效,快乐地开始割肉。这时,队列又开始骚乱,有人隔着很远就开始给胖子递烟,或谄笑着喊胖子的乳名,甚至有人从队列外用晾衣服的叉子叉进票和钱,又叉走肉。买到肉的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没有买到肉的人,则像老鸹盯死狗一样盯着剩下的肉算计着自己的位置。父亲计算剩下的位子,在他之前的十个人早已属绝望之列了,却死死等着,巴望着能有人中途退场或再有肉拉来之类的奇迹发生。然而,直到最后几块骨头被人提走,这奇迹也没发生。

父亲很失望,萎靡地往回走,他迟迟不愿回家,他实在不想看到我和弟弟失望的眼神。在离家不远时,主意突然来了:肉没有买到,给孩子们钓几条鱼,总能沾点荤腥气吧。

说干就干,他从朋友那儿借来鱼竿,蹬上自行车,去十里外河坝钓起鱼来,不知是那天他超水平发挥还是天可怜我们,他带回了几斤活蹦乱跳的鱼,我和弟弟顿时也活蹦乱跳起来。这时,对门的陈婆婆跑来,说她儿媳生孩子没奶,想把鱼全买了,炖给她催奶。父亲不干,说:“孩子们太久没沾油,想给他们解解馋。”陈婆婆说:“这还不简单。”踮着小脚飞跑回去,不一小会儿就拿来一大块正保肋肉说:“干脆我们换,这可是我在肉店门口睡了一夜才弄来的。”父亲想想,同意了。

一大堆白菜和肉煮成一锅白汤。肉煮七成熟,捞起来,油闪闪切成片,放到锅里炒成一块块凹状的片,像花瓣一样,而后放进豆瓣,豆豉,将蒜苗切成段放进锅里,那香味足以使任何有嗅觉的动物失去理智。

母亲那段时间正在一家街道工厂干临时工,很晚才回家,弟弟和我就拖两只凳子蹲在门口等她,像两只石狮子。

那天晚上,我们从很远的街灯下迎来每一个女性的身影,又目送她们走远……在这样一次次激动又一次次失望的等待中,我和弟弟渐渐睡着了,直到母亲把我们从睡梦中叫醒,母亲嗔怪父亲不该让我们饿着等她,父亲说:“一家人,有福时哪个也不能丢下……”

那天的回锅肉和白菜汤,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尽管二十年后,我从事了新闻工作,住过一些父母今生不可能去的酒店,吃过一些他们想也不敢想的食物,且随着社会高速发展,在我的有生之年里还可能吃到更多的美味佳肴。但我敢打赌,我今生最美的一餐已在1977年春天吃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