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袭官徒门

一、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陷,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逐步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后,日军一面停止了正面战场的进攻,加紧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一面把重点转向华北、华中战场,专心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蒋介石虽说表面上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但其限共、溶共、灭共之心不死,因此在消极抗日的同时又企图妥协谋和,实行既联共又反共的两面政策。于是,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当局在反共这一点上找到了共同语言。

挺进敌后的江南新四军更是处于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夹击的复杂形势之中,处境愈发严峻。

1939年初,日军开始在南京、镇江、芜湖三角地带进一步增强兵力,采用攻守并用的战术,深入重要集镇,构筑“梅花桩”式的据点,对新四军挺进江南初期创建的茅山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当初,国民党把新四军放在日军统治力量最强、交通最便利、作战最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虽有牵制日军、配合正面战场的需要,但其主要意图还是妄想借日军之手削弱乃至消灭新四军。然而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新四军不仅没有被削弱,反倒在江南站稳了脚跟,不断发展壮大。于是,国民党第三战区抛出了“画地为牢”的毒计,规定江南新四军只能在江宁、句容、丹阳、镇江、当涂、芜湖一带活动,以限制新四军发展壮大。江南新四军的处境愈发严峻,正如粟裕所形容的:“党内外,敌友我,矛盾重重相交错。”

为了打破日军的分割、封锁和分区“扫荡”,争取更主动的局面,粟裕决定选择薄弱之敌或孤立据点实施攻击作战。奇袭官陡门据点,就是新四军挺进江南后在抗战史上谱写的光辉一章。

官陡门据点位于安徽芜湖近郊日军飞机场外围的扁担河两岸,街道建在河两岸的堤埂上,长不过百米,全是砖瓦房屋,驻有伪军300余人。粟裕决定亲率第二支队第3团,采取远程奔袭,出其不意地拔掉这个据点。

对这一作战计划,多数同志认为过于冒险,胜算不大,心里都替粟裕捏了一把汗。有的同志则直接表示反对,认为这个计划不可行。理由有三:

其一,官陡门据点四周河沟交叉,河上只有约1米宽的木板桥贯通,敌人在据点周围设有三层铁丝网和掩体工事,可谓易守难攻。

其二,官陡门据点地理位置独特,距铁路不过1.5公里远,离机场也只有3公里。南面4公里的永安桥、北面5公里的年陡镇均有日伪军驻守的据点。一旦官陡门有风吹草动,敌人必会从西、南、北三面据点派出增援部队,半小时内就可以赶到。从芜湖机场起飞的敌机不到两分钟即可飞临官陡门上空,实施空中支援。

其三,进攻官陡门据点的路线只有两条,不仅要通过几条深不可涉的河流,而且必经敌人重兵把守的青山、黄池据点。

粟裕向大家耐心解释:“过去的三年游击战争是在交通不便的山区打的,而现在我们是在交通发达的平原、水网地区同敌人作战。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速战速决,必须采取突然的、短促的像闪电样的突击,打他个措手不及,让他没有还手的工夫。”说到这里,粟裕作了个形象的比喻,“我们要像鹰抓兔子一样才行。战斗行动一定要非常迅速,一旦短时间内无法解决战斗,而敌人的增援又快,就必须果断撤出战斗,坚决摆脱敌人,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大家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粟裕接着说:“兵法云: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敌人认为最安全的地方,往往就是最麻痹大意的地方,看似固若金汤的据点,实则疏于防守、不堪一击。敌人绝对料想不到我们会远途奔袭四周有重兵猬集的官陡门据点。只要我们计划周密,行动果断,就一定会成功的!”

善于出奇谋、用奇兵、建奇功的粟裕,这次要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导演一幕出奇制胜的话剧。

二、

1月18日清晨,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驻地狸头桥。粟裕作了简短的动员后,就率领部队轻装出发了。为不暴露行踪,部队在冒雨北进25公里后停止行动,隐蔽宿营。

19日上午,部队继续在原地休整。下午,粟裕组织部队悄悄上船,突然转向西开,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偷偷渡过丹阳湖。部队翻过湖西岸的堤埂后,立即换乘早已预备好的几只装肥料的货船,继续隐蔽西进,于午夜时分到达预定地点集结,整装待命。这里距官陡门还有近40公里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