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风口遇险

我记得很清楚,2017年1月23日,当时还有四天就要过春节了,现场气温降到零下30多度。下午两点多,天上飘起了雪花,还好没起风,就在这时,班长范相业接到了主控刘建军打来的电话:“一期33号风机故障,请尽快消除!”一期33号风机是西至升压站4公里处最远的一台风机,接到电话后,班长叫上我和张永鹏,开始办理工作票,收拾工具包,戴上安全帽,穿上安全衣,全副武装后准备出发。走之前我们还专门看了一眼风功率预测:下午6点起风。因为中央监控系统显示33号风机为“主柜UPS”故障,是塔底的简单故障,时间够,又不用爬风机,在塔底就可以处理,一会儿就能回来,我们就没想那么多,直接上路了。

因为长期下雪,所有通往风机的道路全被雪掩埋了,只能靠双腿徒步前往。一路上我们还有说有笑,相互调侃,一个多小时下来也没感觉到累,到了风机后,只是出了一身汗。测量、接线……故障很快就处理完了,一切都很顺利。出了塔筒门,我们习惯性地看了看风机,只见机头朝西,要起风了!我们心里一惊,不是预测下午6点才起风吗?凭借以往的经验,如果真起风,肯定会刮个没完没了,要是不在五分钟之内撤离现场,那我们就要被困在这儿了。

我们迅速收好工具包,开始往回跑。结果不到三分钟就起风了,天地都是白色,风速瞬间达到22米/秒,相当于10级以上的大风,能见度几乎为零。风雪吹得我们眼睛睁不开,嘴巴也张不开,只有上半身在不停地随风摆动,腿、脚都埋在40多厘米深的雪地里,行动困难。

我赶紧用手机和对讲机呼叫主控,请求救援,但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下,手机和对讲机被冻得关机无法启动,当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风夹杂着雪粒子,发出极其恐怖的声音,极度的寒冷和令人窒息的大风,冲击着我们的神经。年纪最小的张永鹏当时就吓得要哭了,他来自青海,只有24岁,参加工作时间不长,虽然青海的冬天也常刮风下雪,但这么大的暴风雪,他还是第一次遇到。班长看出他的不安,紧紧拽着他的胳膊,说:“别慌别怕,咱仨互相拽着走,只要不松手,就一定能走回去。”我赶紧扔下工具包,紧紧拽着张永鹏的另一只胳膊,慢慢往前走。这时,我发现只有上半身在动,下半身——包括两条腿怎么也提不起来。我们就用安全绳把三人紧紧绑在一起,腾出双手提腿往前挪着。

风吹得我们头更低了,腰也更弯了,每分每秒对我们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一分钟过去了,又一分钟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雪越下越大,天气越来越冷,呼吸已经很困难,连说句话都很艰难。我明显感觉自己身体已经麻木了,几乎寸步难行。

不知道走了多久,我们走不动了。三个人相对而坐,说出了平时最不愿分享的秘密,道出了和亲人永别的话,脑子里出现了很多画面,有爸妈,有亲朋好友,还有平时最爱互相调侃的同事。

我们哭了,怕了,哭自己没和父母说上最后一句话,见上最后一面;怕自己这么年轻就要被冻死在戈壁滩上。我们在心里一边和父母说着最后一句话,一边祈祷着风电场来人救我们。

下面的情况,是我事后知道的——

在中控室留守值班的刘建军看到后台显示平均风速22米/秒,而33号风机在一个小时前就已经并网发电了,可我们三个人到现在都没回去。他着急了,给我们三个轮流打电话,可电话那头提示已关机;用对讲机喊了又喊,但我们一直不回复。刘建军看到窗外主变周围的积雪已有两米多深了,心里默默念叨:他们三个可千万别出意外啊!

刘建军马上把情况汇报给公司领导,公司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救援队,带着铁锹、棉衣、食物和热水,开着铲车、皮卡车,沿着通往风机的道路,一边推雪,一边寻找,一边呼叫。天渐渐暗下来,风雪却一点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晚上七点多,天已经黑了。突然,他们发现一道亮光。这道亮光,就是我们连体服的反光条映照车灯反射出来的。当时我们早已被大雪埋住了大半个身子,眉毛、头发上全是冰碴,胳膊和腿已不能动弹,只有眼睛在动,我们紧紧抱在一起,用彼此的体温来取暖……

救援队员把我们从积雪堆里挖出来,围成一圈,形成人体挡雪墙,把我们围在中间,抱着我们冻僵的身体,有的用体温来温暖我们,有的抓起地上的雪用力搓着我们的手和脸,有的使劲搓着我们已经冻僵了的脚。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能说出话,看到他们,我心里踏实了,我们获救了!

这次暴风雪持续了五天才停下来,造成了省道201线玛依塔斯路段全线封闭。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我们用开水、馒头、方便面度过了漫长的五天。走过生死边缘,今后的每一天,哪怕只有开水馒头,都觉得很幸福

事后我想,我们为什么能坚持等到救援队伍的到来?如果我们当时不听班长指挥,各顾各地闷头一直往前走,还能获救吗?如果我们当时不穿连体服,没有紧紧抱在一起,救援队伍能发现我们吗?如果刘建军没有及时向公司领导汇报,公司没有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发动救援,我今天还会站在这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