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失的大洋

十八岁那年,我在河西走廊一个叫石磨盘的地方支教。等来到石磨盘后,我才知道,世界上竟还有如此荒凉落后的地方,满眼都是黄沙、戈壁和盐碱地,村小学除了几间破旧的房屋,几乎一无所有。

晚上,就只有我和老杜,住在这个偏远的学校里。

那些天,我快要疯掉了,一到傍晚,就像只困兽,在学校破败的院子里,烦躁地跑来跳去。

那时候,老杜六十多岁,已经在学校里借住几十年了。

老杜蹲在屋檐下抽烟,他光着脑袋,满头满脸都是伤疤,漠然地看着我瞎折腾。有一天,他忽然冲我扔过来一支烟。

我停下脚,愕然问,干啥?

瞧你那熊样,抽支烟就不烦了。

我才十八岁!我焦躁地喊,不能抽烟!

老杜重重咳了一声,响亮地吐了一口痰,说,十八岁咋的?老子十八岁都当团长了。

见我不信,老杜又说,这不算啥,在那个年代,十八岁当军长、师长的都有。我这才知道,老杜是个老红军。

老杜的生活很单调,除了吃饭睡觉抽烟,就是去戈壁上垦荒。每天清晨,他扛起大锄带着干粮出门,直到傍晚才回来。

老杜在戈壁荒漠上,把一片片土刨起来,又平整好,再播上沙枣树的种子。这活儿,老杜已经干了几十年,他的身后是上千亩沙枣林,那都是他种的。

我非常钦佩地说,老杜你真是个好同志啊!

老杜翻了翻眼睛说,狗屁,老子在寻宝!的确,老杜干活非常仔细,他每挖几下,都会俯下身,像只大鸵鸟,奋力把脑袋扎进土坑里,似乎在寻找什么。

寻啥宝?我问。

老杜长叹了一口气,说,大洋,一百九十块大洋。

接下来,我知道了老杜的故事

老杜曾经是西路军的一名团长,突围时队伍被打散了,在石磨盘村,他碰上一个身负重伤的军需科长,军需科长临死前,把一个包裹交给他,说,这里边有两百块大洋,军费。你向东走,过黄河,一定要把它们带回延安。

老杜知道,通向黄河的路口,早就被马家军堵死,自己死不足惜,但军费,绝不能落到马匪手里。于是,老杜写了张借条,拿出十块大洋作为路费,然后,把剩余的军费连同那张借条,裹在一件破羊皮袄里,深埋在一棵沙枣树下,并用刺刀在树上刻了记号。

老杜转向西南,一路乞讨,绕道回到老家,住了几天后,冲母亲磕了几个响头,又毅然往延安的方向奔去。老杜走回延安,是一年之后的事了,按照规定,老杜必须接受审查。其他事情都好说,但关于军费的事,却死活也说不清了。

审查者疑惑地盯着老杜,说,只拿了十块大洋,这谁知道?谁信呢?我们可不可以认定,你把那些军费都挪用了?

一听这话,老杜火冒三丈,掀翻桌子,吼道,给老子一个连,杀回石磨盘,把军费挖出来!

军费,成了老杜的心病,也成了他的历史污点。新中国成立后,在老杜的强烈要求下,他带着组织上的人,来到石磨盘村,以沙枣树为参照物,疯狂地挖了几个月,却一无所获。

组织上的人不耐烦了,撤了回去。但老杜坚决留了下来,他发誓,就是把石磨盘村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那些大洋。

孤身一人的老杜,跟石磨盘村较上了劲,跟戈壁荒漠较上了劲,更确切地说,是跟沙枣树较上了劲。他一边翻地,一边种沙枣树。

这一干,就是三十年。

知道老杜的故事后,只要没事,我就会陪着他一起去垦荒。这活儿异常枯燥,干了没多久,我就泄气了。

我说,算了,不就是一百九十块大洋吗,别找啦!

老杜倏地红了脸,脑门上青筋乱跳,吼道,不行!难道老子的清白,就这么不值钱?紧接着,老杜又说,清白,比命都重要!

两年之后,我离开了石磨盘村。

一晃又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常常会想起老杜,他若活着,应该快百岁了吧,不知是否已经找到了那些大洋。

今年上半年,我到M县出差。参观当地文史馆时,我在一个展柜前停住了脚步,里面,是一件破羊皮袄和一百九十块银圆,还有一张陈旧的借条,上写暂借大洋十块作为路费,落款人是杜大富。

杜大富,就是老杜。我急忙问讲解员这是在哪里找到的?

讲解员说,两年前修公路,在石磨盘村挖到的。

这里也有石磨盘村?

是啊,整个河西走廊,有十多个叫石磨盘的村子哩!

我猛地明白了:老杜,找错了地方!

我待不住了,急三火四地赶到A县石磨盘村。老杜早已去世多年,他种下的那上千亩沙枣树,已被命名为红军林。老杜的墓,就在林子里。在墓前,我默默拿出在文史馆里拍的照片,烧给老杜。我说老爷子,这,是你的清白。眼前的沙枣树林,金黄色的花,开得正旺,满世界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