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仪之殇(3)

5、

陈仪滞留上海已经两天,汤恩伯始终避而不见。?

汤恩伯哪里还有脸面和胆量来见他的恩师呢?陈仪到达上海的当晚就遭军统软禁的情况他汤恩伯心知肚明,却不曾对恩师透露半点口风。为了自保,他必须撇清和陈仪的所有关系,哪怕被扣上恩将仇报、卖师求荣的屎盆子也在所不惜。

对陈仪实施秘密包围的是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军统特务头子毛森。此人原来在陈仪手下担任浙江省警保处长,在省主席面前一向连大气都不敢出,今朝却有机会向他的老长官张开樊笼,请君入瓮,这让他想一想都感觉亢奋。仅仅两个来月前,他还忍气吞声在陈仪的手下,为陈仪强行释放他辛苦抓来的近百名共党嫌疑而无可奈何,转眼之间,他已圈笼囚虎,将昔日的顶头上司软禁于不知不觉之中,这种怪诞的感觉让他特别享受。

2月23日,蒋介石干脆抛开“约见”之类的托词,对已落入樊笼的陈仪正式下达了逮捕令。

在军统的押解下,陈仪由上海而浙江,辗转迁移,于4月27日,重新踏上台湾的土地。初押基隆,后转台北。

1950年5月,蒋介石下令组成以顾祝同为审判长的特别法庭审判陈仪。6月6日,汤恩伯出庭作证:

我与陈公侠先生私交很好,我年幼时往日本求学完全是他供给的,故平日对他如师如父。他所指教的事,很少违背的,但对于这次他指示我的事,我却不能不违背。

包括汤恩伯,还有张群、俞大维等许多国民党高官都曾向蒋介石求情,祈求免陈一死。国防部参谋次长林蔚力劝陈仪,写一份悔过书吧,“总得让蒋先生下台”。陈仪偏不买账,“下不下台是他的事,我没有要他把我抓起来”。真乃“耿直如公有几人”(翁文灏语)啊!

蒋介石从来没有对反抗者施行过“怀柔”,除非鞭长莫及。在对陈仪的处置上,尽管有众多说情者,他同样丝毫不为所动,坚决贯彻自己毕生的信条: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走一个!

1950年6月9日,国民党高等军法合议庭判处陈仪死刑,蒋在判决书上亲批:“准处死刑可也,即日执行。”

1950年6月18日凌晨2时许,陈仪在台北中华路宪兵四团看守所的监舍里,被人从睡梦中叫醒。来人告知,老蒋召见。陈仪信以为真,起床,盥洗,沐浴,自煮早餐进食。4时30分上车出发,然而此一去竟至马场町刑场。行刑前军法官问:“奉总统手批执行枪决,你有什么话说没有?”

陈仪神色自若,凛然回答:“我人死精神不死,我的血是替京(南京)沪杭一千八百万军民同胞流的!”

陈仪被处决后,蒋得知其死不认错,恼恨不已,在6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据报,其态度倔强,可谓至死不悟。乃知共匪宣传之深入,甚至此种万恶官僚之脑筋,亦为其迷妄而改变,不知其有国家民族,而反以迎合青年为其变节来由矣。宣传之重要有如此也。”

正是出于对“宣传之重要”的恐惧,独裁者是从不惮于对文人大开杀戒的。

陈仪就义时67岁,是自有中华民国以来被处决者军阶最高的。

陈仪早年留学日本多年,娶日本女为妻,两人终生未育,膝下一女为过继其兄之女,疼爱有加。陈仪被捕后,初押浙江衢州,女儿赶来探望,曾记述下他的一番告白,或可解释为他策反汤恩伯的动机:“我这样做不是为自己,已经这样大年纪了,将来我不会出来做事。我对共产党的一套做法是不懂的,我只为江南千百万百姓免受灾难。北平的和平解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了你们年轻一代,将来能过好日子。”

30年后,1980年6月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等部门报经中央批准,追认陈仪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