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票惩贪

1932年,国统区贪官遍地,污吏如云。阜城县国民政府县长唐子声,前来上任,此人生得尖嘴猴腮,瞪着一双滚圆的绿豆眼。因祖籍山东梁山县,便自称梁山好汉刘唐之后。有人问起姓氏为啥不同,他说是为了躲避官府的搜捕而改随母姓。唐子声四十有余,胸无点墨,可精通阿谀拍马,搜刮民财。摊军费、抓兵丁,今日增税、明日上捐,可谓层出不穷,找个借口就捞钱,恨不得一口把个小小阜城县吞进肚里。他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而阜城地薄民贫,天灾人祸层出不穷,百姓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一时怨声载道,叫苦连天,背地里都骂他“唐老刮”。

这天,“唐老刮”端坐在一把虎皮椅上,跷着二郎腿,吸着一只水烟袋,细眯着一双绿豆眼吧嗒了几口,悠闲地吐了几个烟圈,斜了斜站在一旁的师爷,轻轻咳嗽了声说:“你也思谋思谋。”

师爷是个五十多岁的干瘦小老头,瞪着一双细长的小眼睛,撩了撩眼皮看了看唐子声,陷入了沉思之中。他想,地皮都快刮净了,事到如今,也唯有预征粮税一条路可走了,一旦遭受歉收,上边减免,就能捞笔大钱。再说财主们不纳粮的“黑地”也不少,只要找个借口验地契,谁也无话可说,一张契纸坐收银两,这是一笔可观的外快。这主意正中“唐老刮”下怀。

地里的谷子还扬着头,棒子未出怀,高粱闭着眼,唐子声就以国民县政府的名义发布了粮银预征令,布置了验地契。此令一下,可苦了百姓,一个个愁眉不展,叫苦连天。那些富户在暗中打起了小算盘,预征是“寅支卯粮”,新谷未收,须动仓廪,只能从佃户上搜刮了。万一“黑地”被查出,那就得年年纳粮,明抗是不行的,到头来吃大亏。

这年七月的一天,阜城县突然回来了一个人,此人大名孙振武,祖居王过庄,由于家贫,八岁出外打工,靠着业余时间勤奋读书,考进了天津第一师范。这个人可不简单,广交豪杰,出口成章,仗义执言,一身侠骨。人们不知道的是,他早在7年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孙振武一来,就着手准备智斗“唐老刮”。他说服了富户,抓住他们想取消预征粮和验地契的心结,让他们为民请命,带头闹事。这一下,阜城县如同油锅里撒了一把盐,一下沸腾了起来。愤怒的农民在富户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冲进县政府,那阵势,大鬼小鬼见了都怕。

唐子声立马慌了神,眼看到手的银子要泡汤,岂能善罢甘休,他故作镇静,装腔作势,恶狠狠地说:“谁敢抗皇粮国税,无法无天地胡闹,必将严加惩办,明正典刑。”

可百姓们不吃这一套,高举着拳头,大喊“取消预征令、反对验地契”。口号一阵响过一阵。

唐子声见恫吓无效,心里不住地打颤。但他毕竟是官场老手,眼珠一转又装出很为难的样子,两手一摊,假惺惺地说:“唉,我也不愿这么干啊,不过上头的命令鄙人怎么敢去硬顶硬抗,还望大家能谅解鄙人的苦衷。”哪知,百姓纷纷反驳他说,既是上头的指令,拿出凭证来,让我们看看。

唐子声闻听一愣,他知道上头发令必须得有公文,没有是交代不过去的。面对一个个怒目而视的百姓,他不由后退了几步,脸上冒出一层冷汗,顿时结巴起来:“凭证有,有。明天,明天我给你们去查一查,再请示请示上头……”

孙振武知道唐子声在拖延,更知道打虎要掏心,打龙要抽筋。他立刻组织人手连夜紧锣密鼓地行动,通过县政府的关系找出公文,终于在征收地银的“串票”(三联收据)上看到了唐子声所做的手脚。这串票是大头小尾,交户的联单上每亩地丁银三两五钱,可存根上只写了三两二钱,多征的三钱银子显然装入唐子声的腰包。而且验地契的纸也是伪造的,契纸是县里印的,盖的是县印,没有公文,就意味着省里不知道,验地费也全进了他的腰包。有了证据,不愁扳不倒“唐老刮”,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眨眼就传遍了全县的大街小巷。不论男女老少,都恨不得把“唐老刮”生吞活剥;就连一向捧“县太爷”臭脚的绅士们,知道遭到唐子声的暗算,也一个个气愤地捶胸大骂。这下唐子声可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当绅士们领着愤怒的人群冲进县政府时,唐子声如同一条夹起尾巴的丧家狗躲藏了起来。

孙振武又亲自乘火车到天津照相馆,把大头小尾的票据和伪造的契纸拍成了照片。回来后就把唐子声“伪造证件、盗窃国课”的罪状起草好,一纸诉状告到了省政府。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加上几位知名绅士出面,省政府不得不把唐子声罢了官。

唐子声被罢官后,企图携赃款溜之大吉。孙振武早就料到了他这一招,他带领众人将唐子声扣留了下来,让他把吃下去的肥肉通通吐出来。唐子声感到黔驴技穷了,但狡猾的他反诬百姓们“非法扣押国家官员”。“你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国家官员了,谈不上扣押国家官员之说,你必须把吞下去的赃款退还给老百姓,否则你就休想离开这儿。”孙振武话一出口,唐子声顿时哑口无言。

这时的唐子声可成了孤家寡人,吃冰棍拉冰棍──没化(话)了。无奈只好托地方绅士和新上任的县长李国瑜出面,拿出五百银元的赃款,然后在一片叫骂声中灰溜溜地逃离了阜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