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18日，日本战后第一任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从8月17日至10月9日担任首相，总计54天，是日本历史上最短命的内阁）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当有记者提出“天皇是否也是战犯”时，这位首相明确提出“天皇陛下并非责任人，战争只是依据侧近之部分军人而计划实行”。显然，这番说辞并不能说服众人，毕竟《大日本帝国宪法》早就规定天皇有开战与停战的权限。日本国民之所以停战也是由于听到天皇的诏书，那么开战的责任理应由天皇承担。
不过，美国人为了掌控日本，暗自思索着如何为天皇开脱。这时候，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重要谋士邦纳·费勒斯准将就显露出自己的作用。早在1943年11月，作为情报协调局的后身——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的宣传专家，费勒斯就来到菲律宾，专门从事对日宣传工作。在他的帮助下，麦克阿瑟的军队对日军俘虏采用了崭新的教育模式：天皇热爱和平，但军国主义分子背叛了天皇，为了一己私利发动战争，只有帮助美国把日本军部打倒，才能保全天皇。这种“清君侧”思维与很多日本中下层士兵的想法非常贴合，促使很多日军俘虏转而协助美军，使美军顺利获得相关军事情报，终结二战。
1945年10月2日，已经抵达日本的费勒斯给麦克阿瑟撰写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太平洋战争开战诏书“显示出天皇无可免除的责任”，但同时也提到日本“大众对裕仁有着异乎寻常的敬爱之心”，而且天皇的停战诏书“让数万乃至数十万的美国人免于死伤，让战争比预定更早结束”。如果现在就让裕仁作为战犯接受审判，日本的“统治机构有可能崩溃，全国性动乱也在所难免”，这将大量牵扯驻日美军的精力。
在美国的支持下，1945年11月5日，日本第四任首相（战后第二任）币原喜重郎针对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颁布决议，称天皇“轸念于对美谈判之中和平妥协”，“开战决定乃至完成作战计划等事项均遵从宪法运用上的惯例，因而无法推翻大本营、政府所定下的决定”。很明显，这份提案已经开始偏重于“宪法运用上的惯例”，亦即按照美国人所能理解的口吻来探讨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
经过周密准备，1946年1月25日，麦克阿瑟向美国陆军发送了有关天皇的长篇绝密电文：“如果将天皇指控为战犯，将会引起日本国民无法想象的震动，这一结果将会带来无法平息的混乱……政府各大机构将会崩溃，文化活动将会停止，混沌无秩序将会继续恶化，山区将会出现游击战……在我看来，如果近代以来导入民主主义的希望逐步消失，国民必然会分裂，也必然会有坚持共产主义路线的强势政府产生。”
随着二战的结束，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美国也对自身在东亚的利益有所担忧。这一时期，盟军大量成员国也提出“审判裕仁”的要求，除去中国明确将“日皇裕仁”列为起诉对象外，澳大利亚也因战争期间多次受到日军袭击而对指控天皇持积极态度。为了保证战后改革顺利进行，麦克阿瑟不得不用长篇电文表明自身态度，最终获得认可。美国政府随即联络英国、法国、苏联等，以各种方式确保盟军各国不再对天皇提出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