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惟有合群奋斗，才有生路”
1928年，中共创始人之一、一大代表何叔衡被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在千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何叔衡十分惦念家中的亲人，关心家里的一切，他在莫斯科期间给儿子何新九写了多封家书，用朴实的语言表达他的关爱之情，其中1929年2月3日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绝对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求善终的，绝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子孙的。此数言请你注意。……我现在不说高深的理论，只说一点可做的事实罢了。1.深耕易耨的作一点田土；2.每日总要有点蔬菜吃；3.打长要准备三个月的柴火；4.打长要喂一个猪……”
在这封信中，何叔衡表明了自己的人生观，他的志向不是安然终老于故土，也不是在外为个人的私利而忙碌，而是要为万千贫苦百姓的福祉而奋斗。信中他还事无巨细地叮嘱了10件事，甚至包括“打长（宁乡方言，意为经常）要喂一个猪”等农事上的建议。在写给何新九的第二封信中，何叔衡教给他“幸福绝不是天地鬼神赐给的，病痛绝不是时运限定的，都是人自己造成的”，希望他能自立自强，“只有求自己才有门径”。
家书里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成为何家重要的家训。何叔衡后人三代务农，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何叔衡的精神和教诲，始终坚持靠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踏实做人做事，保持勤勉的家风。
1937年11月初，青年莫立本从湖南长沙奔赴延安，转交了文运昌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毛泽东接信后，欢喜不已，给表兄文运昌写了这封回信。这是毛泽东与外婆家中断联系整整10年后写的第一封信：
“……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
此时，正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紧张时期。文运昌因家庭生活困难，致信毛泽东希望到延安谋一份差事。毛泽东深深眷恋着家人，非常看重亲情，自幼与表兄交往甚密，但他以身作则，不为亲友徇私谋利，婉言相拒，并指出唯有奋斗才有生路。
也是在这一年9月，朱德给多年未能通音讯的家人写了一封信：
“……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苦已十几年，快愉非常……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
朱德时任八路军总司令，刚刚指挥八路军在平型关战斗中取得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在信中他不忘发动家中“能爱国牺牲、能吃苦”的人多来参加革命。身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不仅与普通士兵同甘共苦，而且在执行纪律上堪为模范，表示“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可见其自律甚严。
1946年，解放战争拉开了序幕。叶剑英亲自送女儿叶楚梅到部队经受炮火的洗礼。不久，为新中国建设准备人才，组织上决定派她去苏联学习。叶剑英闻知后，特地写了一首长诗激励女儿：
“亲爱的梅儿/爸爸有你而感觉骄傲。/鼓起你的劲儿，踏上你的长路。/这不是日暮途远呀！红日恰在东升。/阳光照着艰险的途程，比起黑夜里摸索，要便宜得万万千千。/……我们不是速胜论者。/欢迎你们能够赶上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我想你们没有一个是”坐享其成“的人。/你们是铁中铮铮。”
叶剑英为女儿生逢盛世而欣慰，字里行间渗透着深切的期望和嘱托。作为年轻一代再也不必在黑暗里摸索，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是怎样去建设，怎样去奋斗。他告诫女儿，既不能做速胜论者，也不能做坐享其成的人。这封家书里浸透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凝结着一个革命者长期的人生探索。
陈毅在1951年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这样表达自己的愿望：
“学有专长，立身有道，甚可喜也……这是新中国为人作事基于各有专长的根本原则，望双亲本此意转告儿弟兄姊妹并及下辈。中国人人人如此，何愁不富强！如果仍旧贯，依赖即寄生剥削，于己于国，皆非了局。”
作为家信，内容通常是问候致意、叙述生活琐事等，但陈毅这封家信写来却与一般人在格调上大有不同。他在家事的叙谈中引申开来，要求兄弟姊妹要“学有专长，立身有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此作为说服教育亲友的有力论据。陈毅一生除了坚守共产主义的信仰，更重要的是他恪守陈氏祖训家规，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修身立德，提倡个人奋斗，并将这些传递给晚辈。
“我把你这封努力生产的信，要良泽、良灏、良羽和良翚都看过，三婶母也看了，他们都认为你对农业生产很认真，种麦种菜，养鸡养鸭，拾粪挖草，施肥播种都有成绩，都很称赞你。特别是你愿意自己劳动，辞谢人民政府对你家拨工优待，这是新的好的表现。……在人民革命胜利开始，有些人还想不劳而食，甚至不劳的人想比劳动的人享受得更好些，这是大错而特错的想法。劳动是光荣的……”
这是1952年5月13日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写给在家务农的堂侄董良俊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的良泽、良灏分别是董必武的侄女、侄子，良羽、良翚分别是董必武的儿子、女儿，三婶母即董必武夫人何连芝。董必武在这封家书中是站在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谈劳动的意义，而不是局限在劳动对个人生存的意义上，他有力地驳斥了不愿劳动只图享受的错误思想，提倡“劳动是光荣的”，要以个人的艰苦奋斗换来幸福生活。努力劳动生产，这是董必武要求亲属的一条红线。
徐特立的女儿徐静涵因在1928年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活动时被捕，与家人失去联系。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她才和父亲取得联系。徐特立在给女儿的信中不但不让子女因他而得到关心照顾，还不容置疑地告诉女儿：
“我已七十四岁，每天还要做八小时以上的工作，生活费公家尽量给我，但时局艰难我不敢多开支，所以我不望你北上。你们夫妇既能在上海大城市生活，谅有谋生之技能，或到长沙或仍在上海均好。你们如果需要我党录用，那么需要比他人更耐苦更努力，以表示是共产主义者的亲属。”
此后，徐特立多次写信给徐静涵夫妇，鼓励他们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关心国家的振兴。
这些家书箴言在修身、治家、奋斗诸方面镌刻下了老一辈革命先辈浓浓的亲情、清廉的品德和甘于艰苦奋斗的高尚人格魅力。他们正是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情怀去教育自己的子女和感化亲朋，要以艰苦奋斗和开拓进取的人生态度，承担起历史与先辈赋予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