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御驾亲征高丽，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相连长达千里，声势浩大，揭开了新的东北亚大战的序幕。
直到晚年，太宗还在命蜀地伐木造船，以备征高丽之用，结果引起山民暴乱，唐朝动用了数万大军，费了几个月才将起义镇压下去。
其实，隋唐两代统治者不惜消耗国本，远征高丽这样一个边陲小国，很大程度是根源于历史的不安全感。
自西周灭亡之后，宗周的统治已经名存实亡。中原各国，由于内斗不止，力量分散，开始面临周边其他部族的生存威胁。
自西周末年以来，与周边少数民族持续进行的战争，使得中原华夏民族的心里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在这种危急关头，中原的很多有识之士开始强调“华夷之辨”，并提出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激进口号——“华夷之防”“华夷之别”“以华制夷”“以夷制夷”“用夏变夷”等等，期望以这种激进的思想，来唤醒中原民族的危机感，使大家团结抗敌。
在历史的合力作用下，秦王嬴政二十六年（前221），秦始皇扫清六合，建立了大一统的君主独裁的中央集权帝国。秦帝国和后来的汉帝国，不管是施行霸道还是王道，暴政还是仁政，有一点都是相同的， 那就是屡次大兴讨伐北方游牧民族，有效地维护了中原农耕民族稳定的生活方式。
秦汉第一帝国灭亡之后300多年，中原迎来了隋唐第二帝国， 在此之前，中原大地已经历了长期的分裂动乱。国家刚刚重新统一，中原民族处于百废待兴、养精蓄锐的关键时刻。然而，隋唐两朝的统治者都迫不及待地发动对高丽的大战，其中的原因当然不简单。
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对左右大臣讲：
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
唐太宗说的“天下大定”，既是指国内统一，也是指北方草原民族的没落。自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之后，对中原王朝构成主要威胁的北方势力已被分割瓦解，自秦汉以来的草原民族侵扰中原的问题，此时已不再发生，北方少数民族已被中华文化同化。
唯有东北地区还保有特色文化，在此地区建立牢固统治的国家，成为此时中原王朝边境最主要的威胁，至此注定了高丽逃不掉的悲剧命运。尽管高丽一再俯首称臣，但是对于中原王朝的统治者而言，它的存在就是一种威胁。这不取决于高丽是否有进犯中原的意志，而取决于它的自身实力是否对后者构成威胁。
当时的高丽在东北已经成为第一强国，如果放任不管，假以时日，它定有实力窥伺中原。更何况，高丽在朝鲜半岛上的一系列小动作表明，它绝非一个安分守己的国家。武德九年（626），高丽阻塞百济、新罗前往唐朝朝贡的道路，三国间互相侵扰。贞观十五年（641），半岛局势大变，百济国王更迭，挑起与新罗的战争，后与高丽结盟，破坏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均势政策。第二年，高丽强硬派渊盖苏文杀荣留王，另立新主，无视唐朝的宗主国地位。
这一切虽然没有侵犯唐朝的边境，却让唐朝看到了高丽蠢蠢欲动的小心思。唐朝的确担心自己构建的世界体系遭到挑战，但更担心的是这个区域强国的野心。
另外，虽然在隋炀帝时期，北方突厥民族已经分为东西两部， 不成什么气候，但是突厥跟匈奴一样都是骁勇善战的马背民族，隋唐两朝统治者都担心东突厥会与高丽联合起来。所以，唐太宗为了杜绝“丧乱方始”，必须先发制人，对高丽进行毁灭性打击。
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驾崩，依照太宗遗愿，攻打高丽的计划被取消。不过，一向暗弱的唐高宗继位后，竟然也视高丽为自身的威胁，必须要除之而后快。乾封元年（666），高丽爆发内乱，这给唐朝提供了可乘之机。唐高宗借此机会，以李积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合击高丽。总章元年（668）九月，各路唐军推进至鸭绿江畔，高丽各城守军或逃或降。
唐军进至平壤城下，九月十二日，高丽僧信诚打开城门， 唐军冲进城中，擒高藏王及渊男建，高丽亡国。谁都想不到，这块硬骨头，隋炀帝、唐太宗两代雄主都没有啃下，却被后世眼里软弱无能的唐高宗李治啃了下来，这真是历史的奇妙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