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议是非者”李鸿章

咸丰十年(1860)初,清军江南大营再被太平军一举击溃,苏、浙的形势万分危急,朝廷连下八道命令催促曾国藩率部救援,并授予其两江总督实职。为配合朝廷援苏、援浙的要求,曾国藩把湘军大本营从安徽宿松搬到皖、浙、赣三省交界处的祁门县,李鸿章却大不以为然。他说,那个地方像个锅底,兵家把这样的地方称为绝地,如果把大营建在这里,等于自寻死路,从战略上看十分危险,必须赶紧离开。曾国藩不从,李鸿章再三陈说。受李鸿章移军思想的影响,湘军上下要求曾国藩移师的呼声日渐高涨。

曾国藩执意驻守祁门,主要由下列因素促成:

一是曾国藩认为,祁门地连皖、浙、赣三省,皖南东部又与江苏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目前不仅可阻太平军由浙、赣两省进援安庆之路,力保湘军粮饷重地江西、湖北以及老家湖南的安全,而且将来可为进兵苏南张本。二是曾国藩有意做给朝廷看,以表明自己坚决执行朝廷命令的态度。三是曾国藩认为,当此“军心动摇之际”,大营一旦移动,势将造成军民纷乱,出现大溃局面,还不如暂时固守祁门,“以待事机之转”。

也就是说,李鸿章建议移军完全着眼于军事,曾国藩死守祁门则是兼顾政治。在曾国藩看来,军事当然必须服从政治。正因如此,所以不管什么人劝他移军,他都固执不听,说得多了,说不定还会被他嘲笑一顿。

受到曾国藩嘲笑还算客气。有一次,李鸿章再劝曾国藩移军,曾国藩居然十分气愤地公开声称说:“各位要是胆小怕事,都离开好了!”

不久,李鸿章果然因为反对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一事而负气出走。

李鸿章虽然离开了曾国藩幕府,但并未割断与曾国藩的联系,他多次直接写信劝说,或请胡林翼代劝曾国藩从祁门“及早移军”。胡林翼不仅支持李鸿章的主张,而且说李“颇识时务”。

紧接着,曾国荃也从安庆前线派人送来一封“情词恳恻,令人不忍卒读”的信件,用近乎哀求的口气请大哥迅速移军东流或建德。

更让曾国藩动心的是,在太平军攻击之下,祁门大营危如累卵,一日数险,有一次太平军前锋距祁门大营仅有十八里,形势岌岌可危,在祁门坐以待毙的曾国藩再次遗嘱后事。全军濒于瓦解之际,曾国藩身边人员“凡前言祁门可屯者”,此时也“皆更请国藩亟去”。

曾国藩这才下定决心,将两江总督衙门从祁门山区搬到长江边上的东流(位于安徽省东至县长江南岸),并对李鸿章高超的战略眼光殊为欣赏。

“祁门移军”之争产生的裂痕尚未弥合,李鸿章与曾国藩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老秘书。早在曾国藩奉命回乡办团练时,在湖南做教谕的李元度就加入了曾国藩幕府,参赞军务,患难相从。在曾国藩众多幕僚中,除刘蓉、郭嵩焘这些老朋友外,就数李元度资历最老了。尤其是在湘军最初屡打败仗,曾国藩几次被人“打落门齿”之时,刘蓉、郭嵩焘等人都不肯出来相助,勉强拉出来后也很快借口离去,王闿运《题铜官感旧图》所写“刘、郭苍黄各顾家,左生(左宗棠)狂笑骂猪耶”,指的就是此事,唯有李元度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与曾国藩同甘共苦度过了七八年艰难岁月。李元度的忠诚和支持,无疑比金子还珍贵,对事业初创时期的曾国藩实在太重要了。

然而,李元度擅长文笔却缺乏军事本领,曾国藩也深知其并非统军之才,只因自己私情荐举,李元度才被任命为徽宁池太广道即皖南道道员,领兵驻防徽州(今安徽省歙县)。

徽州是皖南通往浙江、江西的要道,军事地位非常重要,是祁门大营的大门。在太平军进攻的时候,李元度违反曾国藩坚壁自守的指令,擅自出城迎战,结果一触即溃,徽州陷落,大门洞开,湘军大本营祁门因此丧失防守的前哨阵地,直接暴露在太平军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