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整编不和平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解放。原国民党军郑庭笈49军属下的第5师,拨归解放军第38军负责整编,并授予该师以解放军独立第21师的番号。

单刀赴会

第5师近万人按指定路线,开赴我军驻区。一路上,他们看见欢迎解放军的彩楼,拿刀砍掉,又放枪,又扔手榴弹。沿途的群众报以鄙夷的目光,注视着这支老牌的反共军。

人们思忖着:他们果真有诚意接受和平整编吗?

我们全体政工干部分别赴任。我和杨大易来到师部,拿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单刀赴会”。我们被安排在一座四周围有院墙的独立院落里,警卫班和我们住在一起。到门口一看,站岗的是国民党的兵。在平顶的房子顶上,还站了一个兵。

我们进了院子,墙上写着反动标语“打倒毛泽东才能吃饱饭”,就用这样的标语欢迎我们啊,显然,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原国民党青年军207师接受整编时,我军某部为他们举行慰问晚会,突然,一颗手榴弹飞到台上,炸伤好多人。所以,我们对他们玩弄的这套把戏,早有警惕。

晚上睡下以后,“呼”的一声,国民党步兵用的六零炮炮弹在我们房子前面爆炸。过一会儿,房子后面又“呼”地响一下。再一会儿,东边响一下;再一会儿,西边又响一下。

副师长杨大易跟我在一起,说:“老李呀,我看今天形势不妙,我们得想法子找一个梯子,看着势头不好,翻墙跑。”我说:“你能有子弹跑得快呀?我们还得沉住气,别被他们吓住。”

拒绝整编

第二天上午9点,代师长召集全师校以上军官开欢迎会,欢迎我和杨副师长到任。走进会场,一些身背冲锋枪的士兵,神气十足地游来荡去,气氛相当紧张。

我宣布了平津前线首长对我和杨大易副师长的任命。话音刚落,一个操着四川口音的少校,突然站起来,大声说道:“我发言,我拒绝接受和平整编。你们所谓的和平整编,就是一个骗局。没有什么和平整编,我们不上你们的当。”而后,接二连三有人争着要发言。

我说:“好,一个一个地讲。”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说开了:“依我说,你们的手段归纳起来,无非是三个字:一叫诈,二叫骗,三叫混。我们是决不会跟你们混的。”“你们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出卖祖国,勾结苏联,破坏交通,我们不接受你们的所谓和平整编。甭说编为你们人民解放军,给你们打先锋,就是给你们当后卫,也是壮大你们的声威,我们也不干。”“依我看,无非再打一仗,我宁可当第二次俘虏,也不接受你们的和平整编。”

发言的人口才都很好,一口西南官话,有四川的,有湖南的,有其他地方的。我一句话也不讲,倒要听听他们还说些什么。

几个“浪头”过去后,会场平静下来。我问:“你们都说完了吗?”又是一片沉默。

“如果没有人说,就该我说了。”我说,“你们如果拒绝接受和平整编,就是破坏协定,后果你们是知道的。你们大概以为,我们这几个人是攥在你们的手掌心里吧?你们要知道,你们是被攥在一只更大的如来佛的手掌心里。”

说到这里,我握一下拳头,说:“希望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会就开到这里,现在散会。”

到会的人,一个个面带惶惑的表情离开,那位师参谋长拍一下我的肩膀,笑着说:“你真有两下子啊。”

收缴武器

开完会,我听到反映:各团、营、连,包括师直属队的全体政工人员,都被软禁起来了。他们的帽徽和胸章都被强行扯掉。

显然,他们要把我们的人扣起来当人质。有的警卫员沉不住气,在那里合计:万一敌人下毒手,我们该怎么办?我说:“要沉住气,我们有办法对付他们。”

回到军部,我找到梁必业政委,说:“看来,这支部队受到特务的严密控制。他们打着要求回家这面旗帜进行煽动。他们手里有武器,不把他们的武器缴下来,就无法进行整编。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把我们派进去的政工人员全部撤出来。我们不妨将计就计,就说军首长听了汇报,想直接听听大家的意见,在军部召开一个军官代表会,一个士兵代表会;每连派军官、士兵各一名,由该连的指导员带着到军部驻地开会,就等于让他们把我们的人全部护送回来。”

第二天,一切按计划进行。经仔细查点,我们的人一个也不少。不一会儿,代师长房间里的电话铃响起来。

“我是李天佑军长,你是代师长吗?”

“是的。”

“你们胆敢抗拒和平整编,关押我政工人员,破坏和平整编协议。我想,你不会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只有两条路供你选择:一条是放下武器;一条是武力解决。”

李天佑原来是白崇禧桂系的军官,后来参加红七军,又到红一军团,是最能打仗的名将之一,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指挥员。

这个电话打过去,代师长慌了手脚:他们打算留下的人质一个都没有了。怎么办?“请军座息怒。我们只能走前一条路,请允许我想想办法。”

“限令你下午5点以前,作出具体答复。”

放下电话,代师长立即传三个团长到师部开紧急会议。研究的结果是,以“以营为单位集合点名发饷”的名义,将各营带到营部集合,一律徒手,不带武器。代师长将研究结果报告李军长。接着,军部连夜部署部队,分区负责收缴武器。次日上午,我们驻扎在四周的部队,如期进入他们的营地,干净利落地收缴了该师的全部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