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翻译要有“三项基本功”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分管外交26年,到他逝世前,共有107个国家与中国建交。他对外事干部有16字要求: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这样的原则同样适用于翻译工作。周恩来说过:“翻译是对外交往的桥梁,没有翻译,办不了外交。”要求译员们练好“三项基本功”,第一是政治、政策基本功。他提出要提高翻译工作者的政治素质。第二是语言基本功,业务上要严格要求。包括语音、语法、词汇和听、说、写、读、译五个字,他说,学外语的一条原则就是要苦练,每天练上几个小时。第三是文化知识基本功。要学习国际知识、哲学、法律、中外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等。

周恩来讲话出口成章,思路和条理清晰、逻辑性强、用词用句严密严谨。每次讲话翻译记录下来,无须多加整理修饰,便是一篇好文章。但周恩来深知口语翻译的困难,为了翻译能够表达得准确完整,他总是有意识地长话分段说,让翻译人员能够从容翻译。“准确完整”是周恩来对翻译工作的最基本业务要求,也是一个工作标杆。周恩来总理并不要求翻译使用高深华丽的词汇,只要求语言通顺易懂,准确到位,意思完整。

周总理对翻译要求很严格,如果他认为哪位翻译得不好,为了不影响国家大事,他会严厉地说:“你不行,换一个翻译。”

在周总理为尼泊尔首相举行的国宴上,冀朝铸本来是为尼泊尔首相的随从人员当翻译,坐在最后一桌,后被临时调派到第一桌,为周恩来总理祝酒致辞做翻译。周总理念了一段中文讲稿,冀朝铸念一段英文译稿。周总理忽然脱稿,加了几句即席讲话,而冀朝铸仍然照本宣科念事先准备好的英文译稿,没有翻译周总理的脱稿讲话。周总理当即发现,严肃地对冀朝铸说:“不对,小冀你太紧张了。换一个翻译吧。”于是冀朝铸从第一桌又回到了最后一桌。但周总理并没有一竿子将人打“死”,第二天,周总理接见外宾时,仍然要冀朝铸当翻译。吃一堑,长一智,冀朝铸聚精会神地听、译总理的每一句话,再也不敢有任何松懈。

为了督促翻译勤学习,周恩来经常利用会见外宾的间隙考问他们的知识面。有一次,他问一位译员,在领海问题上有哪14个拉丁美洲国家正在同美国进行斗争?翻译答不全。他就一一数出这14国的名字,并列出另外7个尚未公开表态的国家名字。然后说:“一共是21个国家。今天的报纸上不是都登了吗?你报纸也不看,地图也不记,你的基本功就不够。你们当翻译的要下苦功夫把地图背熟才行。毛主席学打仗,就是从中国地图学起,是苦练出来的。”他当即指示外交部购买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外文书籍,供翻译人员阅读。他说:“即使一些反对我们的材料,翻译也应阅读,否则外国人讲的译员听不懂,就无法翻译和反驳。”

周恩来尽管不是专业学外语的,但他青年时有着去日本、法国、德国和苏联等多国留学和投身革命活动的经历,交游广泛、见多识广,一直有阅读英文报纸的习惯,能听能说日、法、英、俄等好几种外语,尤其是法语、英语,听说水平都较高。

1954年,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之后经过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举办的一个酒会,周恩来就是用英语致辞的。在会见外宾时,每当外宾讲完后,不等翻译翻完,他对大意已有掌握,同时,他仔细地听翻译,判断细微之处的微妙差别。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双方签署《中美联合公报》。答谢宴会上,尼克松在致辞中说中美之间的距离很近,才1.7万英里,章含之却将其翻译成“1700英里”,在场没有一个中方人员听出来,只有周总理抬起头来,说:“含之,太近了点儿吧。”翻译马上做出更正。

周恩来要求翻译有较宽的知识面,他常对翻译说,翻译不能只注意语言文字的表达,一定要扩大各方面的知识。1962年,有位译员第一次给总理当翻译,当总理向外宾介绍赵朴初先生是一位“居士”时,译员翻不出来,周总理专门解释了“居士”的含义,并嘱翻译回去研究应该如何翻译。事后,周总理向有关领导谈了对翻译工作的意见,指出翻译除提高语言水平外,一定要扩大知识面。为此,有关领导写了一篇简报,通报全体人员。

有一个时期,周总理在与外宾谈话中经常提到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教训。他常考问翻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何时开始的,“苏台德地区”“绥靖主义”“闪电战”“马其诺防线”等词的译文是什么……为此,翻译人员专门收编了二战词汇和背景知识,熟悉并牢记。

周恩来多次强调,翻译领导人的讲话必须准确完整。他说:“严复讲的三条:信、达、雅,头一条就是信。给领导人当翻译,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能加也不能减,更不能妄加解释和发挥。但对领导人说的明显不当之处,翻译时要加以及时变通,甚至纠正。”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派特使基辛格博士来访,在欢迎稿上,周总理使用的是“尊敬的美国客人”,翻译没有多想,顺口翻译成“尊敬的美国朋友”,周总理亲自审阅英文译稿,发现错误并纠正过来。周总理告诫翻译,我们才打破封锁,开始与美国交往,他们是客人,还称不上是中国的朋友。虽然是一个称呼,但要有分寸,分寸中体现了政治原则,不能马虎!

周恩来讲话总是胸有成竹,不需要临阵思考,每讲完一段话后,他总是凝神倾听翻译如何表达他的话,一旦发现翻译有错漏——有时一字一词的错漏或改变了讲话含义,意思会大不一样,甚至南辕北辙,引发外交事件,所以,周恩来会及时向翻译指出,使他们能够当场纠正、补救。尤其是对涉及重要外交政策的关键用语,他会对翻译特别严格。

在一次招待会上,周总理致答辞,讲了几层意思。翻译在翻译时,他一边听,一边掐着指头。等翻译全部译完后,周总理就用右手食指点着左手掐着的几个手指头问翻译:“我刚才讲的……那层意思,你翻了没有啊?”翻译员“噢”了一声,赶忙把漏译的部分补上。有时,他听完翻译后会立即对某一关键用语译法提出异议,要求翻译改用另一个词来更精准表达。翻译有时吃不准,提出好几个词选择,由总理来判定使用哪个词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