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场的“假官”

说到假官,即便是在交通信息发达的今天也让人防不胜防,若是在交通信息并不发达的古代,冒充官员岂不是更容易操作?

答案是肯定的,在行政、通讯效率低下的古代,假官现象历来十分严重,有的时代甚至还出现过大规模地制造假官的情形。

假官“有为”

历史学家徐珂在其汇编的《清稗类钞》中,记载过一人长期冒充官员行骗的故事

此人叫钱豁五,乾隆年间的常州人,他生性聪慧,通音律,文章也写得妙。但科举考的是八股文,钱豁五的才华派不上用场,屡战屡败。他实在不想在科举之路上浪费人生,决定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在“歪路”上。

钱豁五远走他乡来到广西,投奔到在官府当幕僚的族兄门下,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将官场里的通关节、吃黑钱等潜规则烂熟于心。之后,钱豁五离开族兄,租赁豪宅、私制官帽,冒充朝廷命官四处行骗。他被人识破后跑路,路上又脑洞大开,搞来一个广西巡抚衙门的公文信封,装上废纸,粘上鸡毛,冒充广西巡抚的下属,经两湖、江西,然后再去浙江。一路上,他住在官道的驿站里,吃香喝辣、游山玩水,直到来到杭州驿站才被识破,被杭州驿官扭送至钱塘县衙。

钱豁五深谙官场规则,他在庭审现场不慌不忙地对县令说:“我一路而来确实骗了不少官员,但你要法办我,让那些被骗的官员脸面往哪里放?这些人受到牵连,你的日子估计也不好过吧。”县令顿时觉得接了个烫手山芋,只能暂时将他收监不办。后来,有一个蒋御史念其有才,杀之可惜,不仅帮他出狱,还给他谋了个正式官职。

当假官,没有身份材料等资料备案,随时可以跑路,但当真官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后来,钱豁五的上司被革职查办,钱豁五受牵连,被发配边疆参军。

那些钻空子冒充官员的人大都掌握了“小官怕大官”的官场规律,即便他们穿着假官服、戴着假官帽招摇过市,受骗者也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对假官屈从、附庸的心理,以致讨好之心超过了防范之心。这样的官场文化,为假官提供了生存土壤。

不过,历史上真有假官干出了一番事业的。清代人徐芳在《诺皋广记·雷州盗记》记载,明崇祯年间,一群盗匪在半路劫杀了外放到雷州做太守的官员,他们选了一名会认字处事的盗贼出来冒名顶替太守。这个假太守任职一个多月,居然将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直到真太守的儿子前来探亲,发现情况不对,报告负责监察地方官员的监司,这群冒充太守的盗匪才被缉拿。徐芳对假官“有为”的荒谬之事颇为感叹,说盗贼做太守尚能以贤而得民心,有的官员却贪腐无度、暴虐成性,这真的是讽刺啊。

畸形体制催生出“半假”官员

假官也分真假和半假。那种欺世盗名、劫杀官员冒充真官的假官不必说,此外,真正给古代行政系统和老百姓造成莫大伤害的,是半假之官。

古代选官,无非封荫、察举、征辟。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杜绝朋党,把品评与选官的权力收归中央,实行九品中正制,在之后相当长的帝制时代,科举成为入仕的主要渠道。不管哪种选官制度,都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标准和规范。有的人无法达到选官标准,又有点儿财力,就另辟蹊径,通过非常规手段买官。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或者为了谋私利,往往对这种“伪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据《魏书》记载,东魏孝静帝时,吏部令史张永和、崔润卖官,事情败露后,竟然有六万多名假官自首。

不只地方官靠卖官挣外快,皇亲国戚也不闲着。唐朝官吏的任命程序是先由吏部注官,再经门下省过官,最后经中书省对皇帝颁下的任命状进行“宣署申覆”。五品以上高级官员的授职和迁转由皇帝和宰相掌管,六品以下重要官职的任命权下放给了吏部。

安乐公主为了挣些外快,自拟诏敕,然后让老爹唐中宗签署。这些非正常渠道弄来的任命状是斜封着从侧门交付于中书省,而且信封上所书“敕”字用墨笔,与中书省黄纸朱笔正封的敕命不同,因此这些买来的官员被称为“斜封官”。据《资治通鉴》记载,安乐公主卖“斜封官”日进斗金,之后,皇亲国戚纷纷效仿,致使这种“半假”之官,成了唐朝的一大特色。

实际上,买官卖官的现象在历史上从未禁绝。秦始皇时期,为了应对蝗灾引起的粮食短缺,提出过“捐粮换爵位”的制度。元朝晋宗时的“入粟补官”也是差不多的政策。宋朝尽管也有卖官鬻爵的情况,大都卖的只是待遇,没有实权。明清时期,朝廷卖官被称为“捐纳”,买卖的大都是七品以下的小官和吏员。

权力被打开了豁口,这些官员并非按照标准程序选拔而来,但说其不合法,也并非全对。莫说正规渠道出身的官员才能与德行无法保证,这种畸形体制诞生的半假官员,品行更是参差不齐。他们入仕的目的很单纯直接——拼命圈钱。所以他们贪腐起来,大都更加凶残。

假官的病根在朝堂

由于卖官能增加财政收入,大部分时间政府不会纠治假官。遇到动真格的监察官员,那些通过非常手段谋得一官半职的人就要倒霉了。

据《明史》记载,泰昌元年,有“铁面御史”之称的左光斗作为浙江道监察御史,巡视京城的中城事务,负责督查整治中城片区社会治安等。他听到一些善于钻营、巧于舞弊的假官线索,于是入手调查。不久之后,他便查到刑部官员缪槚长期制作假印的事实。

左光斗深知,光靠一个刑部官员干不成这些大事。于是,他顺着缪槚这条线索深挖,最后查证,许多官员都参与了非法卖官的勾当。

左光斗后来总结这次纠察假官的大案,写下《专设援辽事例疏》。他说,自己最先发现假官五十余人,后将假公文移交到吏部等衙门,经吏部认真核查,又查出六千多人。南京吏部最疯狂,一天就任命七百九十九名假官,由于这些假官都是负责朝会和宴飨等礼节的小吏,所以,上头也不在意,不追究,撤职了事。

但左光斗看到了假官泛滥的弊病——官吏越多,所耗钱粮的数目就越大。将这些假官俸禄追讨回来,居然可以抵四五十万两白银军饷。假官被撤了,豪强权贵被送往三法司法办了,但也只能止步于此。左光斗上疏,要求查出充当假官假印“保护伞”的高官,但没有下文。不久之后,左光斗便被宦官集团迫害下狱,最终在狱中被折磨而死,享年五十一岁。

左光斗的无奈,清代的历史学家陈鼎看得透,他怀念左光斗、杨涟等东林士人的刚烈气节,写下《东林列传》,说左光斗纠察假官,“权贵皆畏之”。陈鼎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他认为治假官容易,但病根是万万没法拔除的,他们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朝廷肱股,小小的御史纵然蹦起来也够不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