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硝烟的绝密行动

1942年,经历过日伪“扫荡”和自然灾害的太行山根据地,陷入极端困难境地。针对上述情况,延安决定,地处苏北、山东的新四军拨款支援晋冀鲁豫边区军民。

如何穿越敌人重重封锁,将数千万元的款项和货物运达太行山?

为此,财经战线的地下党员,打通了“上海站”“青岛站”经由“天津站”进入太行山根据地的重要交通线,从1943年秋到1944年10月一年多的时间里,上演了一场“千里大调款”的绝密行动。

千里运抵太行山根据地的物资款项,解了边区燃眉之急,稳定了敌后根据地的军心、民心,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江南来电

索堡镇索堡村,位于邯郸涉县县城西北二十多里,村子依傍着清漳河,周围重峦叠嶂,绵延起伏。

在索堡村中央,有一座坐北朝南的三层小楼,是村里最高的房子。小楼的主门极窄,仅能容一人进出,楼房外墙有一米多厚。从楼外望去,就像一座碉堡。

这里,是晋冀鲁豫边区税务总局旧址,边区税务总局、边区工商总局、边区贸易总局等中共重要部门均曾在此办公,是边区财经管理重地。

1942年,日伪军连续在华北地区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反复“扫荡”.同时,华北尤其是太行山地区蝗灾蔓延,旱灾肆虐,疫病流行,太行山根据地军民生活陷入极端困难境地。

为了支援边区,受八路军前方总部委派,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工商总局局长王兴让,指挥财经战线上的敌后工作者,完成了一次千里大调款的传奇任务。

这次调款行动的起因,是一封来自江南的电报。

1943年年初,新四军军部首长陈毅得知边区军民度荒情况后,来电向八路军总部首长表示,新四军苏北、山东地处沿海,物产丰富,有粮食、海产品等,除自用外,可抽调一部分支援晋冀鲁豫边区。

这无异于雪中送炭。

但太行山和新四军根据地远隔千里,中间有日军碉堡、公路、铁路重重封锁,如何将东西从苏北、山东安全运来,是个难题。

完成这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要选派得力人员与新四军接洽,要有敌占区工作经验的人员秘密接收和转运物资,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位精明强干的指挥员统筹协调所有事情。

王兴让,30岁,1932年入党,1941年7月调任晋冀鲁豫边区工商总局局长,对边区经济工作情况熟悉,有经贸工作经验,交际广,朋友多。他先天缺失一只右臂,人称“独臂局长”.

1943年3月,一份粮食紧缺的边区粮食报告呈到了王兴让面前。

邢台临城石家栏,每集(意为从集市上)调剂粮食百余石,每人限购一斗或五升,仍供不应求。购粮者均在七百人以上,很多人等了两三天,仍没买到粮食。

邯郸武安阳邑镇粮店,常常只有几百斤粮食,而需要调剂的粮食达几千斤。

河南林县、安阳,邯郸磁县、武安一带,没有粮食可调剂。而内地市场,因过分控制粮价,有粮人不愿卖,市场上普遍缺粮。一些县城不让粮食出县境,否则就处罚和没收。

王兴让深知,粮食问题不抓紧解决,根据地就会饿死人,如果民心不稳,春耕生产无法顺利进行,对敌斗争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恰在此时,他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前往山西省辽县麻田镇,那里是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所在地。

总部首长将新四军有意援助太行山、总部决定接收物资的事,简略说给了王兴让。

想到此事责任重大,丝毫马虎不得,王兴让说:“给我一点儿时间,让我回去考虑一下。”

“需要多长时间?”首长问。

“一个月吧。”就这样,王兴让接受了任务,成为这次千里大调款的“指挥员”.

究竟该如何穿越日军层层封锁线,将新四军援助的救灾物资安全运抵太行山?王兴让将地下商业网点、物资运送渠道、敌占区的有关情况细细捋了一遍,他必须制定一个万全之策。

方案“出炉”

王兴让将一张地图挂在办公室墙壁上,查看新四军根据地所占区域和接敌区、敌占区,经过一个月的思考谋划,一幅千里运输图,在他脑海中勾勒出来。

几天后,王兴让向总部的领导详细汇报了此次调款工作的初步设想。

首先,要选择调款中转站。

整体上看,线路经过的北方地区,条件比较成熟。中共北方局在北方很多城镇,包括北平、天津、安阳、新乡、邯郸、武安等地,均有地下商店、秘密交通站和社会关系,各类物资通过已经开辟的贸易通道,货物卖成钱,钱买成货,三转两倒,可以运达太行山根据地。

而南方地区有些困难,需要在上海建立一处商业网点,与新四军对接,而且必须物色一位合适人选,在上海潜伏,负责接收和交接的联络工作。

总部领导向王兴让推荐了派往上海的联络人,晋冀鲁豫党委研究室的女研究员吴青。

时年29岁的吴青,生长在上海一个富有爱国思想的家庭,家里对女儿的抗日爱国行动报以支持的态度。而她的爱人,就是当时牺牲不久的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而且,吴青在上海具有长期居住和工作的条件,便于开展工作。

天津是这次调款的核心转运站,天津方面的负责人,王兴让选择了天津“晋泰昌”货栈的掌门人赵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