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衍淮（1908—1982），山东平阴人。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1927至1930年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担任气象生。后赴德留学，进入柏林大学攻读气象、地理与海洋等学科。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归国，曾任教于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清华大学地学系、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曾由竺可桢推荐从事空军气象教学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西北科学考察的先行者，更是我国气象事业的开拓者、气象教育的奠基人。
刘衍淮一生事业的起点，是加入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又称“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是一个由中外科学工作者平等合作、在世界范围都享有盛誉的科学考察团体。19世纪以来，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腹地成为人类征服全球地理盲点最后的探险地带，世界各国的探险队蜂拥而至。在这一标志着人类认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一直缺席。直到1926年，当瑞典地理学家、探险家斯文·赫定带着汉莎航空公司开辟欧亚空中航线而进行气象考察的任务前来北京时，中国学术界对于其无视中国主权的协议群起反对。经过激烈的谈判，一个由中外团员平等合作而共同组成的科考团终于成立，并于1927年5月9日首途，奔赴茫茫的大西北。
历时8年之久的考察，是世界探险史上的奇迹；组织如此庞大的考察团体，也是斯文·赫定个人探险史上唯一的一次。其涉及的学科众多，包括气象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地理学、植物学、人类学、考古学等；考察的地域也非常广泛，涵盖了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多个省份。在自然条件恶劣、西北政局动荡的环境下，科考团的成员们克服重重困难，以严谨的态度开展科学工作，取得了众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科考团外方成员的科学考察成果颇丰，先后出版了11大类56卷报告——《斯文·赫定博士领导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报告集》。
因为随之而来的战乱，参加中国西北科考团的中方团员第一批10人、第二批5人的成果大多未能结集出版，而是以各学科专着或论文的形式分散发表。以日记的形式对考察行程作出全景式记录的，有中方团长徐炳昶的《徐旭生西游日记》以及地学家袁复礼和考古学家黄文弼的考察记录。
以上3位中方成员的行程日记，对我们了解20世纪前期这次重要的西北科学考察活动和进行科考团学术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唯一的遗憾，是科考团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北京大学气象组4人，在此之前却没有见到相关的考察实录公布。
气象观测作为西北科考团得以组建的最核心项目，其团队也是科考团中成员最庞大的组合：德国方面派出了优秀的气象专家郝德博士主持各种气象测量；在第一次考察中，汉莎航空公司派出了8名优秀的飞行人员协助测量，北京大学学生崔鹤峰、马叶谦、李宪之和刘衍淮4人也从踊跃报名的百人中脱颖而出，获得了随团担任气象观测生的工作。李宪之回忆他们在被录取之后，中国西北科考团常务理事刘半农几次找他们4人促膝长谈，关怀备至，寄予厚望：“他嘱咐我们出去以后，要把所见所闻都详细记录下来，有些事当时看可能没什么用处，以后却可能有大用处。”九十多年后的今天，当中国西北科考团越来越体现出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意义时，这些经由刘半农殷殷嘱托的日记，无论是对于探寻西北科考团的踪迹，还是了解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北大学生面貌，都是一份珍贵的遗产。
不过，4位气象生中的崔鹤峰在内蒙古额济纳的葱都尔气象站就被派回北平，等候成立包头气象观测站，终以经费无着而未果，成为最早离开科考团的成员。1929年马叶谦在葱都尔气象站不幸殉职。只有李宪之和刘衍淮二人完成了近三年的考察工作，在新疆结束气象观测任务后，留学德国，开始了他们的气象研究生涯，最终成为中国气象学的大家。他们的学术着作，确实为气象学和气象教学留下了重要的成果；而当年的那些日记能够保存下来，更有益于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充分认识西北科考团的历程，丰富我们对于这支考察队伍在丝路跋涉中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