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段时间，不少人对新中国的经典文艺作品《白毛女》进行种种改编、解读、戏说和追溯原型，如有人把喜儿改写成穆仁智的小老婆，2002年12月31日《杂文报》登载文《喜儿致大春儿的信》一文，其中喜儿变成了“黄太太”，大春儿变成了“窝囊废”，黄世仁变成大款，穆仁智变帮凶为帮办。还有一家报纸发文，言喜儿应该嫁给黄世仁，称黄世仁有权有钱，等等。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作为职业记者，2006年我曾4次到河北省平山县，找到影片《白毛女》的编剧之一的作家杨润身，也到河北省天桂山白毛女艺术陈列馆调查采访有关情况。我调查的结果是： 《白毛女》没有原型，它是剧作家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概括虚构出来的创作作品。现将当年的调查结果以及后来查阅的资料整理成篇，以飨读者。
1944年4月，“西北战地服务团”奉调回到延安，5月27日“鲁艺”为此召开欢迎会，演出结束后，“鲁艺”院长周扬会见了西战团的编辑邵子南，并问他最近在忙些啥，邵子南告诉他搞了个取材于晋察冀边区民间传说“白毛仙姑”的戏剧剧本。故事情节很简单，说在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当时，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中共七大，决定以白毛仙姑为题材创作并演出一部大型舞台剧向七大献礼。创作班子很快搭了起来，由戏剧系主任张庚总负责，编剧邵子南，导演王滨、王大化、舒强，作曲马可、张鲁、瞿维、向隅、李焕之。邵子南在他原先的戏曲剧本的基础上很快写出了剧本的演出本，主题当然已经不是民间传说中的行侠仗义，而是反映阶级剥削给劳动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曲作者们根据剧本赋予的戏剧形式，以秦腔为基调，为剧本配了曲，试拍几场之后周扬很不满意，他认为无论从立意、艺术形式，还是从表演格调，《白毛仙姑》都没有走出旧剧的窠臼，张庚根据周扬的意见果断调整了创作班子，从文学系调来贺敬之、丁毅，其他人马一律不动。
剧名由《白毛仙姑》改成《白毛女》，改掉了迷信色彩和旧戏的格调。贺敬之很快完成了新的剧本，新剧本确立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样一个新的主题。周扬热情地肯定了贺敬之、丁毅创作的《白毛女》新剧本。鉴于《白毛女》的定位是歌剧。于是几位从来没有搞过洋歌剧的作曲家拼命往洋歌剧身上靠，却没有考虑到这是一部写给中国老百姓看的民族歌剧。一个月下来，五个人写了一大堆曲子没有一首能采用。还是张鲁忽然想起贺敬之曾提醒过大家，喜儿的唱段可以用民歌“小白菜”基调。顺着这个思路再经过一遍又一遍的自我否定之后，张鲁终于摸索到了喜儿在等待爹爹回家时那种又急又喜的感觉，一串串音符奔涌而出，不到3分钟的时间他就写完了整首《北风吹》。
张鲁拿着《北风吹》走进张庚办公室试唱了一遍，张庚没表态，只是说再唱一遍。两遍唱过，张庚仍然没有表态，过一会儿才说，你去教西战团那个小王让她唱唱看，小王就是王昆，当王昆把《北风吹》演唱一遍之后，张庚拍案而起：“好，就是它了！”
周扬、张庚等调兵遣将，迅速组织《白毛女》的创作班子，对导演、演员、舞美、服装、化妆等成员的选拔，几乎包括了延安文艺界大部分的精英。人才荟萃，群贤毕至。
1945年4月22日，也就是党的七大召开的前一天，歌剧《白毛女》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来自全国各地的547名正式代表、208名候补代表，以及延安各机关的首长几乎全都赶来。毛泽东来晚了些，他不声不响地来到自己的座位，朱德来了，刘少奇来了，周恩来来了，陈毅来了，叶剑英来了，几乎所有的观众都沉浸在白毛女感人的故事中，当黄世仁在白虎堂向喜儿施暴时，首长席后面的几个女同志失声痛哭。李富春转身劝解说：“同志们呐，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演戏呀！”首次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就派专人来向“鲁艺”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观感：第一，主题好，是一部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成功，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还就第三点意见做了专门解释：“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反抗地主阶级剥削的问题，这个戏已经很好地反映了这个问题，抗日战争胜利后民族矛盾将退为次要矛盾，阶级矛盾必然尖锐起来，上升为主要矛盾。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了他？说明作者还不敢发动群众。同志们，我们这样做是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呀！”中央办公厅当时没有明确这是哪位领导同志的意见，直到后来演员们才知道，这是刘少奇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