馄饨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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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快结束时,我看到了馄饨妈妈的讣告。

馄饨妈妈原先并不是摆馄饨摊的,而是我爸在研究所里的领导,一位在20世纪80年代归国的博士。

馄饨妈妈是科研领军人物,大家之所以叫她“馄饨妈妈”,只是因为她有个儿子姓万,叫作“馄饨”(英文名的谐音)。

馄饨妈妈和我爸都是研究燃料催化的,馄饨爸爸老万是研究耐火材料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起科研事故中,老万不幸殉职。

馄饨是在国外出生的,比我大1岁,中文都说不利索还扬扬自得,被我修理了几回之后,就乖乖跟在我屁股后面当小弟。

馄饨出事那年,我上小学一年级,也是他爸殉职的第二年。

那年暑假的一天,我们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孩子一起蹬着自行车去儿童公园。一整天,我们玩得可开心了。晚上8点多,馄饨妈妈找到我家时,我才想起来,回程时,好像确实没看到馄饨。于是,我便赶紧下楼扯着嗓子把小伙伴都喊下楼,挨个儿找出去玩的人……然后,整个研究所的家属,连同父亲单位的保卫处、驻军警卫连,全部出动了。

一夜灯火通明,却毫无结果,直到第二天天亮时分,民警在儿童公园的人工湖里找到了馄饨。他的脚还被水草死死地缠绕着。

城里长大的孩子,根本不了解水草有多可怕。中文说得不太利索的馄饨,又不太合群,所以他溜到湖中玩水,其他孩子都没发现。

一个刚刚痛失丈夫的女人,又不得不面对失去独子的悲痛。虽然她是科研领军人物、祖国的栋梁之材,可她是个女人,更是个妈妈。

让所有人意外的是,料理完儿子的后事,馄饨妈妈跟所里请了长假,又申请使用家属区角落的一处废弃铁皮房,摆了个馄饨摊——她要用这种方式,来祭奠自己的儿子。虽然所有人都为她深感惋惜,但又有谁能忍心拒绝一位妈妈祭奠儿子的要求呢?

——2——

馄饨妈妈的馄饨摊比所里的食堂更亲民。去她那儿吃饭的,大人收两毛,孩子们不收钱,都管饱,想吃多少,自己从脸盆里捞,吃完了自己把钱压在脸盆底下就行。

馄饨摊很小,只有两张大圆桌,但馄饨摊的老板身份实在有些特殊。开张那天,副市长亲自来捧场。我妈和其他几个孩子的母亲,则帮忙切菜、揉面、包馄饨。

让所有人无法理解的是,仅有的两张圆桌中,居然有一张连副市长来了都不能用。过了好一阵,馄饨妈妈才道出原委:“我没给我儿子做过几顿饭,要把那张桌子留给孩子们,让他们替我儿子来吃我亲手包的馄饨。”

似乎没有人能拒绝这样的理由,但偏偏这句话,让包括我妈在内的所有妈妈,开始怀疑她的动机。

我妈说,馄饨出事,我必须负责任,那天去儿童公园的所有孩子,一个都跑不了。因为如果不是我们把馄饨遗忘了,他死不了。

其他孩子的母亲也是这么认为的,毕竟,一位痛失爱子又精通化学的妈妈,到底会不会用极端的方式,来为自家孩子复仇,谁又能说清楚呢?

尽管馄饨妈妈百般解释,说是因为看到这些小家伙狼吞虎咽的模样,就仿佛感到自家孩子还活着,还在吃她亲手包的馄饨;而这些与她的儿子年龄相仿的孩子每长高一点儿,她就知道自家孩子也该长高了。

然而,无论妈妈们信与不信,又有谁敢用自己孩子的性命作赌注呢?

最明智的方式,显然就是确保自家孩子远离那间铁皮房子,而每位手持棍棒轮流上岗的“稽查队员”,面对任何一个敢于接近铁皮房的孩子,绝对会拿出她的看家本领。

于是,在妈妈们严重“妖魔化”的影响下,我们这帮从来不怕事儿大的熊孩子,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变着法子祸害馄饨妈妈。比如,用弹弓将铁皮房子的玻璃窗打碎,甚至爬到铁皮房顶掏个窟窿往馄饨锅里撒尿。

这些,每位“执勤”的妈妈必定都看到了,但她们有理由出手制止吗?

——3——

馄饨妈妈是研究所的名人,她受欺负这事,很快就传到所领导的耳朵里。

作为孩子王之爹,我爸被研究所的高所长约谈了。

得知我的恶行后,他直接请假回家,顺手拎回一把半米长、一寸宽的钢板尺。

他是真火了:“你惹祸,我可以容忍。但你欺负一个女人,我绝对饶不了你!”

我妈下班回家后不干了,对着我爸一阵喊叫,却被我爸一句话顶得哑口无言:“你们这帮人,一天天净添乱。她要是真想害人,这座城市的人都活不了!”

当人类复杂的思想,遭遇至简的信任,一切胡思乱想和谣言只能不攻自破了。一个留过学的化学博士,手头上就有当时监管并不严格的各种剧毒氰化物。她要想投毒,还用拐弯抹角地摆个馄饨摊等着警察抓?

那是我妈唯一一次哭着跟我道歉。接着,她又拉着遍体鳞伤的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跪在馄饨妈妈面前。馄饨妈妈明显被吓了一跳,立即扶起我妈:“嫂子,你这是干吗呢?我还挺喜欢这帮小家伙在我面前淘气呢……”

然而,馄饨妈妈没说几句,自己也忍不住哭成了泪人,她确实受委屈太久了。

那些闻讯而来的妈妈,也纷纷抱头痛哭。也只有妈妈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位失独母亲的辛酸,尤其在她们完全放下芥蒂之时。

那天之后,馄饨摊那张始终空置的圆桌,终于被一群在铁皮房顶上撒过尿的小崽子给挤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