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当地时间2021年11月2日早7时，着名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逝世，享年91周岁。李泽厚生于1930年，上世纪80年代出版《美的历程》《中国美学史》《中国思想史论》等书，这些书是许多人的美学启蒙读物。
本刊特转发一篇旧文，以表纪念。
李泽厚在北京的家位于北京城的中心，紧邻王府井的胡同中一栋高楼，约50平方米的小套房。从东边窗口望出去，是美术馆端端正正的小广场；探出身子往南看，是景山公园林木掩映的楼阁。转到西边的阳台，能看见天安门和前门巍峨的檐角。窗台下，一溜儿摆放着红色的桃子、黄色的橘子，给白色的阳台镶了一道彩边。
这些老北京的景致，是他用位于北京西郊皂君庙、面积相当于现在两倍的房子换来的。“住在这里才是真正住在北京了。”他露出满足的笑。
在北京时，他仍然固执地坚持一些看起来是怪癖的习惯：坚持穿睡衣待客，即使是面对镜头也不换装。据说他访问日本时，住和式的传统房子，必穿拖鞋走在不许穿拖鞋的榻榻米上，要不然说不舒服。他的朋友何兆武说他是“湖南骡子，倔”，因为这份倔强，所以在百废待兴的80年代，最终是他站在那里，为年轻人打开一扇走出荒芜的大门。“他的确有自己新的见解。”何兆武对记者说。
从学生到学者，李泽厚说自己的经历相当简单，但波折不少。有的是少年成名带来的人际压力，有的是学术之争导致的疏远，还有遭受饥饿、劳累等多种磨难的时代，以及A型血自闭悲观的特质，造成他比较抑郁和孤独的性格。
2009年9月9日，在翠花胡同给他拍完照，天色近晚。挥手道别后，他一个人沿着胡同，穿过马路和街心花园，走入地下通道。老年人的背影总容易显得单调孤独。2002年的时候，他的朋友说他走路顾盼自雄，他说，没有，我是踽踽独行。
因为孤独，所以他能看清中国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他给了记者一张粉色的纸笺，说上面的话可以代表他的观点：
“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似春水，干卿底事——龚自珍。”
青年李泽厚：穷困、激情
1945秋，李泽厚初中毕业，考上了当时湖南最着名的省立一中。因为没钱入学，只好进了吃饭也有公费补助的省立第一师范。贫困是李泽厚不完美的青春年代的一个烙印，一直持续了他整个学生时代。“家道中落，没有饭吃的那种种痛苦，你是不能体会的。”他对记者说。
所幸他天性聪明，一路入读的都是名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有名但很保守，国民党党棍做校长。当时进步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学校里却没什么进步气氛，连《大公报》都不让看。“但是书店还可以看到一些，比如斯诺的《西行漫记》，马克思本人的着作。我只好每星期天过河，去城里的书店站一整天。”李泽厚对记者回忆。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比被动灌输的东西印象要深得多。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烦琐的东西，恐怕都应追溯到自己那个穷困、认真、广泛阅读的青年时期。”李泽厚确实信奉了马克思主义，这在学风保守的学校是一个异类。“全班就我一个人倾向进步，后来被学校拉进黑名单，还突击检查我，不过我事先把书藏好了。我还一直想加入共产党，当时湖南大学就有地下党，后来因为母亲死了要奔丧，等回来以后再找这个人，就找不到了。可能他们也不会接收我，我当时太高调了，周围人都以为我是共产党，连我弟弟都这么以为。”
“我当时也是不要命的。去送毛泽东的一个文稿，街道上真是军警林立，我把文稿藏在鞋垫下面。所以我对一些学生说，不怕死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死过，但那不解决问题。”这是李泽厚一生中和政治以及“主义”最亲近的时刻。“当时我们毕业时有个小册子，每个人写几句话。有个同学居然记得我写的那句话：‘不是血淋淋的斗争，就是死亡。敬录KM语赠别本班同学。'KM就是Karl Marx（马克思）。”
1950年，李泽厚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新中国刚成立，就开始抗美援朝，李泽厚还是满怀激情在系里作讲演，但他对入党的态度却有改变。“我的确接受马克思主义比较早，就看不起很多人。解放后我看到一些人入团、入党太容易了，就是积极一点啊，表现好啊，他们不是真的信仰。入党是要真的信仰，你要献出你自己。”
穷困一直折磨着他。“记得我那时只能买零星的活页纸，硬本没用过。甚至有时连牙膏也不买，用盐刷牙。把那几元钱积存下来，寄给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我得了肺结核，一些活动不能参加，就把更多时间放在读书和写文章上。”
李泽厚于是独住在楼顶的一间阁楼里读书。阁楼光线极暗，白天也要开灯。1958年出版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一书，基本上是那时写成的初稿。他利用藏书极为丰富的北大图书馆翻阅、抄录了许多原始资料。“有的年轻人看我现在写文章很快，以为这是天分，其实我是下过笨工夫的。”李泽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