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左手腕上的一块疤由来已久，那是父亲试验草药留下的“纪念”。
那会儿我五岁，一天，我举着左手跟父亲说手腕处有隐隐的酸胀感。父亲捉住我的左手，像一个钟表匠捉住一只待修的腕表。他翻过来翻过去地检查了一会儿，就带着我来到前门山下。
前门山是离我们最近的一座山，它的阳坡上植被茂盛，平日里一有空我们就往那儿跑，摘映山红，采覆盆子，钻稻草垛，俨然一片预留给童年的游戏场。村民们依山开凿出错落有致的梯田。早春，紫云英开花；初夏，稻禾生长；深冬，晶莹的白雪勾勒出田埂的线条……每个时节都有景致。
父亲在田埂上拔了一把草下来，那些草开黄色小花，茎柔软，折断后有乳白色汁液流出。父亲将草捣烂，置于一块纱布上，再用医用胶带将纱布固定到我的手腕处。做完这一切，他脸上现出满意的神情，说：“过两天就没事儿了。”语气轻松而自信。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手腕原本并没有事儿，只是一个孩子捕风捉影的“状况”。没来由的“药”敷上去后，倒真来事儿了。第二日，我左手腕处出现一阵阵灼烧感，又烫又疼。父亲用行家的口气告诉我：“这是正常反应。疼，说明皮肤下面藏着细菌，细菌像虫子，正被药控制住，它们试图挣脱呢。”这么一听，我觉得父亲言之有理，痛感也变得不那么强烈了，心里竟生出一股细菌被杀灭的窃喜来。
第三日上午，父亲又带我去那个田埂采药，还是那种开黄色小花的、茎里会流出乳白色汁液的植物。父亲说药效已尽，得换新的。我倒霉的左手腕被贴上了一块新纱布。换药时，我看见左手腕上的皮肉已烂，父亲自然也看到了，但他说：“这药凶狠，可见是有效的。”为此我又疼了两日。
从用药开始，挨过四天，到第五天，我再也忍不住了，揭开纱布发现左手腕上敷药的地方皮肉已溃烂。我痛得嗷嗷叫，母亲见状心疼不已，数落了父亲一番。父亲给我的伤口上了些红霉素软膏，又给我注射了消炎药，折腾了大半个月，溃烂处才慢慢好转，但留下一块铜钱大小的疤痕，永不褪去。
二、
在我年幼时，小山村里没有医院，医院在乡里，可即便医院近在咫尺，大家一般也是不会去的。青山绿水怀抱的村庄，遍地草木，到处都能找到治病的药。村里上年纪的人，大多不识字，但这不妨碍他们认识许多草木。与植物比邻而居的人们，是草木的兄弟姐妹，他们太熟悉草木的秉性了。一年四季，草木逢春而发，至冬而枯，热烈地开花，安静地结果。它们不言语，可村里人都懂，懂它们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抽穗，懂哪些可以吃、哪些可以用、哪些可以入药，懂它们的全部心思，知道谁性寒、谁主热、谁性温，就像知道家人的脾气。他们用自己的药治好了自己的病。
房前屋后，田头地脚，石头缝里，瓦楞上方，到处藏着药。溪上的菖蒲，水边的地衣，树上的果子，个个能入药。每一种植物都有着特别的能力，仿佛世间有多少种病，植物就有多大能耐。前人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秘密，或者也像我父亲那样不断尝试着一味又一味新药，发现其精准的疗效，而后口耳相传地流传下来，成为村庄里很多人的常识。
孩提时，我们也常生病，但并不惊慌，大自然的药房一直敞开着。偶感风寒，麦冬、白茅根、冬桑叶就会出现在药方上；而咳嗽，一般会用枇杷叶，用小刷子刷去叶上茸毛，用清水洗净，煎汤服下。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药，是治蛔虫病的苦楝汤。儿时，我常犯蛔虫病，母亲就到村口石桥边“取药”，用刀轻轻刮下几片苦楝树皮，回家后煎出一大碗药汤。苦楝汤汤汁呈浅青色，味苦难耐，这大概是我服过的药里最苦涩的一种。但每回喝，我都不抱怨，还以英雄饮酒的姿态将一大碗药一饮而尽，为此赢得了“善喝苦药”的美名。母亲说，苦楝树是少有的不招虫子的树，看来用它治蛔虫病有据可循。